1934年的深秋，赣南的土地上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凝重。

　　秋风无情地扫荡着枯黄的落叶，夕阳如一只疲倦的眼睛，将最后一抹余晖无力地涂抹在那些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身上。瑞金城外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与不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尽管还有些人在高喊着“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但每一个红军的心里都明镜似的——这块用鲜血浇灌的土地，终究是守不住了。

　　撤离，迫在眉睫。


　　三十二个名字，三十二颗火种

　　在瑞金城北的一座小山脚下，一间土坯房里，32个女人聚在了一起。她们中间，有贺子珍、邓颖超、蔡畅、李伯钊，也有刘群先、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她们接到通知，要进行一次身体检查。

　　“　体检？怎么个检查法？”

　　“听说要脱光了衣服用机器照。”

　　“什么地方都照，还要照心照肺呢……”

　　议论声细细碎碎的，像秋夜里飘落的雨丝，带着几分羞涩，几分忐忑，几分隐隐的期待。这些女兵，大多是从童养媳熬过来的，大字不识几个，脑子里还残留着旧时代留下的封建意识。让她们脱光了让机器照，实在是件难为情的事。可是，她们心里又都明白——要想跟着大部队走，这一关非过不可。

　　苏区医院的大门敞开着，像是在无声地询问每一个走进来的人：你准备好了吗？

　　X光机嗡嗡地响着，验血的针尖刺破了指尖，身高、体重一一记录在案。一百多名女兵，一个不落地接受了所有检查。接下来的日子，度日如年，每个人都悬着一颗心，等待着那个决定命运的结果。

　　危秀英找到了杨厚珍。杨厚珍是红军将领罗炳辉的妻子，一个缠过小脚的女人。

　　“厚珍，你走不走？”

　　“走！”杨厚珍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

　　“可你这双脚……”

　　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杨厚珍低下头，望着自己那双被裹脚布勒得变了形的脚，脸上浮现出一层愁云。

　　危秀英轻声说：“你和他商量一下吧。”

　　杨厚珍猛地抬起头来：“秀英姐，我要和同志们一块走！”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却透着一股子倔强劲儿，“哪怕是爬，我也要和大家一起走。”

　　这个瑞金叶坪村农民家的女儿，从小就被父母强迫裹了一双小脚，指望她能嫁个好人家。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她解开了那条束缚了她十几年的裹脚布，成了罗炳辉的妻子，成了一名红军战士。可那双已经被摧残的脚，却永远地留在了她的身上。

　　几天后，名单终于公布了。32个名字，像32颗星星，被写在了那决定命运的白纸上。李坚真、邓六金、王泉媛、谢飞、危秀英、刘彩香、李建华、谢小梅、钟月林、廖似光、彭儒、黄长姣、李伯钊、刘英、甘棠、周越华、吴仲廉、萧月华、吴富莲、李桂英、杨厚珍、危拱之，再加上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金维映、刘群先、曾玉、丘一涵、陈慧清、钱希均——32个女人，32种命运，被一条叫做长征的路紧紧连在了一起。


　　从瑞金出发：行囊与决心

　　这32名女兵被集中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一间大房子里，两排通铺，从这头铺到那头。每天天不亮，急促的哨音就把她们从睡梦中拽出来，出操、射击、队列、刺杀，还有战地救护、包扎、抬担架。汗水把衣服湿了一遍又一遍，累得浑身散了架似的，倒在铺上就睡。谁还在乎挤不挤？谁还在乎硬不硬？在那个年代，能跟着队伍走，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行装是精简了又精简的。上级规定，每人只能带15斤行李，其中包括5斤大米。女人们把所有的家当摆在地上，翻来覆去地看，这件舍不得，那件丢不下。可负责检查的人说得明白——军事行动，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她们狠狠心，把最喜欢最实用的打成一个小包袱，剩下的，都送给了苏区的乡亲们。

　　出发的那天，没有人知道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没有人知道这一走就是整整一年，更没有人知道，这一走，将会走进中国革命的史册，成为一段不朽的传奇。


　　小脚与大脚：血痕与汗水交织的路

　　如果说，长征对于男兵来说是炼狱般的考验，那么对于女兵来说，就是炼狱中的炼狱。而像杨厚珍这样缠过小脚的女兵，更是在炼狱的最底层挣扎着前行。

　　那双“三寸金莲”踩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每一步都是血与肉的煎熬。血痕斑斑的脚掌，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干部休养连里雇了一些民工抬担架，受伤或体弱的同志可以在上面躺一躺。大家见杨厚珍实在走得太艰难了，劝她坐坐担架，她坚决摇头。偶尔在路上碰见丈夫罗炳辉，他会把自己的骡子给她骑一程。可更多的时候，杨厚珍只是拄着两根棍子，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她就那样硬是用一双被旧社会摧残的小脚，从瑞金走到了陕北。

　　32个女人，各有各的活法。刘彩香生就一双大脚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常常把男战士都甩在后面。每到一个宿营地，别人累得躺在地上直喘气，她却还要原地跑一跑、蹦一蹦，让脚慢慢适应休息的节奏。后来，在一次男女混合跑步比赛中，她把众多男同志远远甩在身后，一个人拿了3个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跑步“女状元”。

　　彭儒和黄长姣出发不久就因病退出了长征。剩下的30个女人，在逆风千里的漫漫征途中，双脚起过泡、流过血、红肿过、溃烂过、瘸过，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后退过。她们用双脚战恶风、斗苦雨，跨越了万水千山，从瑞金走到了延安，从延安走向了四面八方。


　　红二方面军：赤脚走过的青春

　　长征的序幕，是红二方面军率先拉开的。

　　1934年7月，湘赣苏区。任弼时戴着那副标志性的近视眼镜，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他捧着一份电报，向萧克、王震传达党中央的训令：“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二十多位女同志被批准随队行军。她们中间有结了婚的，也有没结婚的。张吉兰，这个几天前才参加红军的小姑娘，已经是位老党员了。几年前，她接受任务赶做“红军鞋”，和永兴县的姐妹们一起，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鞋做好后，她冒着瓢泼大雨，翻越两座大山，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担子给红军送去。山路上荆棘丛生，她一脚踩空，重重地摔倒，脚被扎破了，血流了一地，鞋子也摔丢了。

　　“吉兰，从筐里拿双鞋穿上吧，要不然脚就遭罪了。”伙伴们心疼地劝她。

　　张吉兰摇摇头：“这鞋我不能穿。我能坚持。脚上的伤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可是红军天天打仗，没有鞋怎么行？”

　　她就那样赤着一双脚，一瘸一拐地继续赶路。为了减轻疼痛，她放开嗓子唱起了歌谣：“青年人上前线，妻送郎当红军。保田保家乡，打倒白匪军。”

　　在西征前的扩红工作中，张吉兰拖着一只伤脚，和丈夫一起走进了红军的行列。


　　红四方面军：两千五百个巾帼英雄

　　红四方面军的女兵更多——两千五百余人。张琴秋、曾广澜、陶万荣、林月琴、王泽南、汪荣华、王定国……这些名字，至今仍在军史上闪耀着光芒。她们大多是川陕边区的贫苦农家女儿，在1933年到1934年间，随着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走进红军。她们组成的“妇女运输队”，每人要背四支步枪、一箱迫击炮弹，穿荆棘、攀陡崖，为部队抢运物资弹药。后来，“妇女运输队”逐步发展成妇女独立团，从团长到号兵，清一色的女战士。

　　两千五百个女人，两千五百个故事。她们中有的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逃出来的，有的是失去了所有亲人后把红军当成了家的，有的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却已经扛起了比自己还高的枪。她们不会说什么大道理，只知道跟着红军走，就有饭吃，就有尊严，就不用再受地主老财的欺负。


　　“七仙女”死也不离开红军

　　最动人的，是红二十五军“七仙女”的故事。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带休整。军长徐海东接到指示，要带领部队向鄂西转移。红军总医院分院的12名女看护接到命令，要她们立即交接工作，赶往军部报到。

　　戴觉敏被选中了。从老君山下来，正好路过她的家门。她看见母亲居住的堂屋里还亮着昏暗的灯光，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父亲不久前被敌人杀害了，哥哥在红军中被错误地枪毙了。她多想冲进家门，扑进母亲的怀抱，去安慰那颗饱经苦难和创伤的心啊！

　　可是，她没有停下脚步。她怕暴露了部队的行踪，怕自己掉队。她把那份深沉的母女之情埋入心底，咬紧牙关，路过家门而不入，与姐妹们一道远去了。

　　经过体检和考试，12人中有七人被批准随军西征。她们是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曾纪兰、张桂香、田喜兰、曹宗楷——红二十五军中仅有的7名女红军，号称“七仙女”。

　　部队出发后，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处境极其危险。红军总医院政委苏焕清担心这7个女兵万一落入敌人手中就麻烦了。领导们商量后决定，发给她们每人八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让她们留在根据地。

　　“什么？让我们离开部队？”7个女兵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她们从冒着生命危险跑出来参加红军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同这支队伍紧紧地绑在了一起。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她们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要离开。

　　7个人坐在路边，伤心地落泪了。“不行，我们死也不离开红军！”

　　“叫我们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让我重新回去当童养媳不成？”周东屏越说越气，把手里的8块大洋狠狠地摔在地上。

　　她们找到参谋长戴季英，缠住他不放，不同意她们的要求，就哪儿也不让他去。

　　戴季英被吵得火了：“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吵破天也没有用！”

　　女兵们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就在这时，一匹高大的战马飞奔而来。徐海东翻身下马，见几个女兵在“围攻”戴季英，急忙赶过来问：“这几个女孩子是怎么回事？”

　　“要跟队伍走。”戴季英已被磨得疲惫不堪。

　　女兵们像见了救星似的，围上去七嘴八舌地诉说。千言万语汇成一个主题：当红军，走革命路，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离开红军。

　　徐海东笑了，对戴季英说：“7个女孩子，不多嘛。她们既然有这样大的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有什么不可以呢？”

　　“七仙女”破涕为笑。周东屏感激地给徐海东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后来，她成了徐海东的夫人。


　　尾声：她们走出了一个新中国

　　九十年过去了。长征，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路，早已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篇章。可那些小脚、大脚的女兵们，那些在泥泞中跋涉、在风雪中前行的身影，却永远地刻在了民族的记忆里。

　　她们用一双双起泡、流血、红肿、溃烂的脚，丈量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她们用柔弱的身躯，扛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她们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甚至很多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可她们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翻身，中国才有出路。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的时候，也许会想起杨厚珍那双血痕斑斑的小脚，想起张吉兰那双赤足踏过荆棘的脚，想起刘彩香那双大步流星的脚，想起所有女红军战士那一双双坚强不屈的脚。那些脚，曾经走过雪山草地，走过枪林弹雨，走过人类历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段征程。

　　她们走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根据作者公开出版的《中国女兵传奇》有关章节改写，使之独立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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