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涂通今：从红土地走出的红军博士

　　闽西山区的晨雾中，一个瘦弱的少年挤在人群里，踮起脚尖，努力望向那个站在土堆上演讲的人。那人挥动着有力的手臂，声音洪亮，激情昂扬，仿佛能把天边的云彩点燃。少年听得入了神，眼睛里燃烧起从未有过的火花。他不知道，这一场演讲，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这个少年，就是后来被称为“红军博士”的涂通今。

　　书香门第的“改换门庭”

　　1914年，涂通今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涂坊乡一个特殊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当地颇受尊重的私塾先生，家中虽称不上书香门第，却也以读书识字为荣。然而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迫于生计，父亲不得不放下书本，拿起锄头，成了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这成了父亲心中最大的遗憾。

　　涂通今是长孙，全家人把“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尽管家中并不宽裕，家里人还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涂通今从小懂事听话，读书也争气——五年私塾、三年高小，成绩向来优异，稳坐前排。眼看着“改换门庭”的愿望一天天有了希望，一场革命风暴的席卷，却打断了家里人的美梦。

　　1929年10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二次入闽，路过长汀县涂坊乡。十五岁的涂通今挤进人群，第一次听到“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内心受到强烈震撼。革命的火种，就这样种进了少年的心里。他反复说服了忧心忡忡的家人，毅然投身革命。1932年，十八岁的他终于如愿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年轻气盛的涂通今想扛枪上前线，保家卫国。然而，上级将他分配到医院学习看护。院门两侧一副对联映入眼帘——“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他站在这副对联前，久久没有挪步。第二天院长出题考核，他将这句话一字不落地写下来，得了最高分。就这样，革命选择了让他以另一种方式投入战斗。

　　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被选送到红军卫生学校接受正规医学教育。这是他医学人生的起点，也是他以医学“戎马一生”的开端。在学校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认定以医学参加革命的目标。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九军团，成为一名军医。

　　踏上征程

　　1934年9月30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涂通今所在的红九军团从长汀县钟屋村出发，踏出了漫漫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闻讯赶来的家人，捎来了父母的意愿——希望他脱下戎装，解甲归田。此时，二十岁的涂通今已经历了多次反“围剿”鏖战，目睹了无数战友流血牺牲，革命的信念早已坚如磐石。他婉言拒绝了父母的心意，转身走向了与父母期望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红九军团在长征中处于右后卫位置，一个重要任务是收容主力部队掉队的伤病员。遇有敌情时，红军常常要急行军或强行军，一天一夜赶百多里路，体弱掉队的很多。如果发生战斗，还会下来大批伤员，医务人员必须舍生忘死地把伤员抢救回来。

　　湘江之畔的无眠夜

　　11月下旬，湘江战役打响。这是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仗。红九军团血战湘江，炮火连天，伤亡惨重。涂通今把药箱顶在头上，蹚着齐胸的江水冲到对岸，拼尽全力救护伤员。

　　那个夜晚，江面被炮火映得通红，伤员的呻吟声在寒风中此起彼伏。他没有手术台，就找一块门板搭起来；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照明全靠战友举着一盏油灯，微弱的火苗在夜风中摇曳不定。他用民用剪刀代替手术刀，在没有麻药的条件下为伤员取出弹片、缝合伤口。

　　一个伤员握着他的手问：“医生，我还能回部队吗？”涂通今咬着牙点了点头，可他心里清楚，在极度缺乏药物和器械的条件下，很多伤员的命运他根本无法左右。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受技术和物质条件限制，只能做一些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

　　“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他晚年感叹道，“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延寿圩的孤军

　　湘江战役后不久，红九军团在湖南汝城延寿圩再遇恶战。前有湘军堵截，后有粤军追击，枪声密集如爆豆。许多战士受伤后未能及时撤离，流落在战场上。涂通今遵照“不丢掉一个伤员”的宗旨，全力救治伤员，处置停当后，抬起头来才发现——主力部队早已不知去向。

　　他身后只剩下十余名伤病员，组成了一支孤军。四周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催促着他们前进。劳累与饥饿都已顾不上，他们相互搀扶着，拼命追赶大部队。第三天早上，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涂通今远远地看到了一支队伍。走近后，他激动地与战友拥抱在一起——那是红一军团的队伍。

　　悬崖下的救命松

　　抢渡赤水河前后，部队行进在满布荆棘的山路上。北风凛冽，刮得人睁不开眼睛，雨点像冰雹似的打得人生疼。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涂通今后来才知道，那一夜有不少战友葬身于悬崖之下。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随着队伍艰难前进。忽然间，一脚踩空——他整个人坠入了黑暗。坠落的刹那，他心里想：完了，这次怕是要死在这里了。

　　急速的下坠中，一阵剧烈的撞击传来，他一下子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挂在一棵从悬崖上横生出来的老松树上。是这棵树救了他一命。

　　他拼命呼救，希望有战友能听到。终于，后卫收容队听到了他的呼喊声，用连在一起的绑腿把他拉了上来。被拉上来时，他浑身是泥，鲜血混着泥浆，成了一个沾满泥浆的血人。

　　茅台镇外的新坟

　　在长征途中，最让涂通今痛苦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眼睁睁看着战友倒下却无能为力。

　　过赤水河前后，他的助手——一个二十出头姓杨的小伙子，开始肚子疼。行军打仗，谁都难免有点小病小痛，小伙子忍着不说，照常跟着队伍跋山涉水。可他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涂通今凭着有限的医学知识判断，很可能是阑尾炎。但是，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甚至没有手术条件。他只能眼看着助手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最终肠穿孔了。

　　到了赤水河边茅台镇附近，大家含泪将这位年轻人掩埋，向他默哀。涂通今后来说：“我见过太多的生死，却还是很难冷静面对死亡。那些因伤情过重、无法救治而倒在我怀里的战友，一直是我心里的坎。”

　　雪山草地的生死考验

　　如果说战场上的救治是在与敌人争分夺秒，那么翻雪山、过草地，则是在与死神正面对决。

　　雪山海拔在五千米上下，终年积雪，狂风肆虐。每走一步都异常吃力，人人气喘吁吁、面色青紫，这是严重的高山缺氧反应。涂通今后来了解到，这是一种高山反应不全症，但在当时，大家根本不知道这个病的名字。

　　过草地更是对意志的极限考验。草地一望无际，海拔四千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时雨时风时雹。四十多天里，粮食早已吃光，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卫生所发了一头牦牛驮粮食，等粮食吃完了，只好杀掉充饥。野菜挖光了，就把皮带、皮鞋烧焦煮熟吞下肚子。

　　即便在这样的绝境中，涂通今仍然不忘自己的职责。每日到达宿营地后，他总是第一个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给病人看病、换药、发药，帮伤病员烫脚、开饭。有一次，他正带着卫生人员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十几个人个个被浇得像落汤鸡，牛粪也打湿了，火点不着。大家又伤心又着急。风雨过后，满天星斗，他们抹干脸上的水，又开始投入工作。

　　艰苦的长征里，缺衣少食，战士们最容易患上的便是肠胃病和下肢溃烂。涂通今与其他卫生人员一起，在部队里宣传着卫生、防病知识。即便条件再艰苦，每个班也要备两个盆，一个洗脚，一个烧水。

　　然而，自认底子不错的涂通今，也病倒了。劳累不堪、饥寒交迫的他发起了高烧，走不动路。首长看着迈不开脚步的涂通今，让他骑自己的马。不好意思的涂通今只能勉强支撑着身体，拽着马尾巴昏昏沉沉地跟着走。

　　“第二次长征”

　　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涂通今跟随部队到达陕甘宁边区，先后在多所医院任职。然而，他深感自己的医术和医学理论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1938年，二十四岁的他走进八路军卫生学校，即后来的中国医科大学，开始了新的学习。

　　1951年，年近四十的他接到赴苏联留学的通知。这对一个早已步入中年的红军干部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他毅然放手一搏，走进莫斯科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当大家得知这位同学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四年后，他以全票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创建了全军神经外科训练中心，开创了我国神经外科事业。

　　涂通今生前，我曾多次到家里看望。交谈中，涂老深情地总结他的一生：“我一生可以说经历了两次长征，一次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各种艰难险阻考验；另一次是圆满完成祖国交给的留苏学医任务，走出了向文化进军向科学进军的长征。”

　　无声的守望

　　1985年，涂通今从领导岗位上离休。晚年的他住在北京，虽然年事已高，但心中始终放不下那些在长征途中倒下的战友。涂老的小儿子涂西华告诉我，父亲98岁那年，他曾推着轮椅陪他去军事博物馆。在一块刻有许多人名的大石头前，父亲今屏住呼吸，驻足凝神，逐一辨认。良久，他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说：“这个人就是我们红军卫生学校的校长，在长征途中牺牲了。”

　　长征之苦，使人难忘。涂通今用他传奇的一生证明了：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手中的武器，而在于心中不灭的信念。

　　从闽西山区那个挤在人群里听演讲的少年，到长征路上拽着马尾巴昏沉前行的军医；从悬崖下一棵老松树上捡回性命的血人，到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人——涂通今用他传奇的一生证明了：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手中的武器，而在于心中不灭的信念；真正的医学，不仅是技术的精进，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

　　长征之苦，使人难忘。而涂通今走过的路，既是红军的长征路，也是一个医者用一生践行的仁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