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邓东哲：草地上的告别

      1935年11月19日，湘西桑植刘家坪的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水獭铺渡口，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一营营长邓东哲整了整腰间皮带，回望一眼渐渐隐没在黑暗中的群山，转身带着全营官兵登上渡船。对岸，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像一条蛰伏的毒蛇，等待着这支衣衫单薄的队伍。没有人知道，这一去便是万里征途。

                                      突围：夜渡澧水

        邓东哲，1916年出生于湖南茶陵一个贫苦农家，1930年参加红军，从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基层指挥员。长征出发时，他年仅十九岁，却已是身经百战的营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同村伙伴、营司务长邓信仔。两人自幼一起放牛、一起参军，如今又一起踏上远征之路。

        借助浓重夜色的掩护，一营跟随军团主力从天山、张家界一线穿行。乱石嶙峋的深山中，他们攀岩而上，缘石而下，昼夜兼程。邓东哲跑前跑后，不时回头清点人数。有战士脚下一滑，他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低声喝到：“跟紧，别出声！”11月20日晚，部队强渡澧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紧接着急行军七十余公里，于21日夜抢占沅水北岸的洞庭溪渡口。短短三天，红六军团撕开了敌人精心布设的铁网，像一把尖刀插向湘中。

          此后一个月，邓东哲率部参加了攻占新化、蓝田、锡矿山等战斗。每克一地，他便带领战士发动群众、扩充兵员、筹措物资。这支队伍在战火中越打越精，也越打越强。

                                    乌蒙山：转转转，转到胜利

      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进占黔东江口、石阡地区，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一阶段目标。部队就地休整七天，邓东哲抓住时机，挨个找战士谈心，特别是那些新入伍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教他们认字，讲革命道理。七天虽短，一营的凝聚力却强了不少。

       然而，蒋介石不会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三十万“围剿”大军从四面八方压来，贺龙、萧克决定在乌蒙山与敌人兜圈子。这就是著名的“乌蒙山回旋战”。

      忽南忽北，时东时西，部队在崇山峻岭间周旋了一个多月，转战五百多公里。缺粮、奇寒、急速行军、多半时间露营，战士们疲惫到了极限。有的战士发牢骚：“转转转，脑壳都转晕了，还不晓得转到哪里去？”邓东哲听了，没有训斥，而是走到那个战士身边，蹲下来耐心地说：“咱们这不是瞎转。敌人比咱们多十倍，硬拼就是送死。转，是为了把他们转晕、转散，然后找机会一口一口吃掉。突出包围就是胜利，你信不信？”战士看着营长那双布满血丝却异常坚定的眼睛，点了点头。

       邓东哲说到做到。他以身作则，吃苦在先，主动给战士扛枪，有时一个人扛两支。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踩着草鞋在泥泞里跋涉。战士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私下里说：“跟着邓营长，再转一百天也不怕。”

                                       金沙江：一条漏水的小船

      3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跳出十万大军的包围圈。朱德、张国焘电令他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邓东哲所在的十七师担任前卫，一路冲杀，直奔滇西。

     4月23日，部队赶到金沙江边的石鼓镇。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对岸就是北上之路。然而，渡船少得可怜。全军团只找到七条船，赶制了十几只竹筏和木排。分给五十团的，是一条漏水的小船。

     船夫不了解红军，心存恐惧，顾虑重重。邓东哲协助团政委陈文彬，耐心地给船夫讲红军的宗旨：“我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和白军不一样。你放心帮我们渡江，我们给你现钱，还送粮食。”船夫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们，直到邓东哲真的把几块银元塞进他手里，又搬来一袋粮食，船夫的眼眶红了。

      渡江开始了。漏水的小船每划一桨，江水便哗哗涌进船舱。邓东哲和陈文彬带头，组织干部轮流往外舀水。团领导一人一把瓢，拼命往外泼，浑身湿透也顾不上。邓东哲后来回忆：“这维系着每个同志的生命，维系着全团指战员能否胜利渡过金沙江啊！”

       经过一整天来回抢渡，全团安全过江。追到江畔的敌人望江兴叹，只捡到红军丢弃的几只破草鞋。蒋介石曾吹牛说红军除了投降只有死路一条，而事实戳穿了他的牛皮。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全军欢跃。”

                                           雪山：喉部旧疾与5300米

     渡过金沙江，更大的考验横在眼前——海拔5300米的哈巴雪山。

     4月29日清晨，邓东哲带着一营开始翻山。从山谷到山顶，气候仿佛经历四季。穿着单衣的指战员一步步艰难上行。爬到风口时，寒风如刀，穿着草鞋的脚冻得钻心疼痛。氧气越来越稀薄，高山反应让每个人头痛欲裂、呼吸困难。

      邓东哲的喉部有旧疾，此刻疼痛难忍，每吸一口气都像吞刀片。两条腿像灌满了铅，每迈一步都要用尽全身力气。他咬着牙，硬是一步一步往上爬。实在喘不上气，就停下来歇几秒，然后继续。有战士要扶他，他摆摆手：“管好你自己，我没事。”就这样，凭着坚强的信念，他翻过了这座茫茫雪山。

       5月1日，红六军团到达中甸。藏区百姓受国民党欺骗，大多躲进山林。邓东哲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带领部队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藏族同胞渐渐放下戒备，有人从山里回来，主动把粮食卖给红军。邓东哲筹到了急需的粮食、衣服和药品，为继续北上做好了准备。

                                  草地：同村兄弟的最后一面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进入人迹罕至的大草地。

       这里没有村庄，没有鸟兽，只有无边的沼泽和变幻莫测的天气。时而烈日当头，时而大雨倾盆，时而冰雹砸落。邓东哲此时已担任十七师政治部组织科长，负责全师的收容工作。每天，他都要统计减员人数，了解伤亡原因，更重要的是——把掉队的战士一个一个拉回来。

        粮食很快吃光了。野菜、草根、树皮，能塞进嘴里的都吃了。后来连这些都找不到，就煮皮带、啃牛皮。邓东哲的体力急剧下降，但他不敢停下来。每天，他都在队伍最后面来回奔走，看到有人倒下，就冲过去扶起来，鼓励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实在走不动的，就让他们拽着马尾巴，跌跌撞撞地拖行。“绝不落下一名战友”，这是他对自己下的死命令。

      然而，最残酷的打击还是来了。

       那天，邓东哲在收容队伍中看到了邓信仔。这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同村伙伴，此刻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走路摇摇晃晃。邓东哲心里一紧，忙上前搀住他：“信仔，怎么样？”邓信仔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两人搀扶着走了没多远，邓信仔停下脚步，用微弱的声音说：“冬仔，我想坐一会儿。”邓东哲刚答应，邓信仔就一屁股坐下去，像泥一样瘫倒在地。邓东哲急忙拉他的手，大喊：“信仔！信仔！”战友们围过来，呼唤着他的名字。邓信仔微微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老弟……告诉我家大小……”话未说完，便倒在邓东哲怀里，再也没有醒来。

       “信仔！信仔！”邓东哲抱着他，泪水簌簌地落下来。两个从茶陵一同走出来的少年，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一起渡金沙江、翻大雪山，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他却倒在了黎明之前。

        邓东哲擦干眼泪，把邓信仔的遗体轻轻放平，用一块油布盖上。他站起身，望着无边的草地，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心里清楚：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为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不再忍饥挨饿，他必须活着，必须带着队伍走出去。

                                        会师：从将台堡再出发

       8月上旬，红二方面军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当邓东哲重新见到村庄、炊烟和百姓时，那种感觉仿佛从死亡地带重返人间。之后，他率部参加了攻占成县、徽县、两当等战斗，阻滞胡宗南部西进。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历时一年、行程两万余里的伟大长征，画上了句号。

       那一天，邓东哲站在将台堡的土墙上，望着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想起了邓信仔，想起了那些倒在雪山草地上的战友。他默默地在心里说：我们替你们走到了。

      写《邓东哲》传时，我曾四处挖掘他的传奇经历，最终而未能如愿。从19岁到20岁，邓东哲用一年时间走完了万里征途。他扛过枪、背过伤员、舀过船舱里的水、拽过马尾巴、流过泪、咬过牙，一切都平平常常。他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只留下了一个年轻红军指挥员最朴素的信念——跟着走，活下去，走出去。

       长征胜利90周年了。那些名字、那些脚印、那些在绝境中依然挺直的脊梁，早已融入一 个民族的血脉。而邓东哲的故事告诉我们：英雄并不遥远，他们也曾是和我们一样年轻的普通人，只是在最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最亮的那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