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孙超群：“两脚骑兵”与“神农试毒”

　　1934年深秋，湘桂边界的寒风中，一支部队在崎岖山路上快速前行。为首的人约莫二十八九岁，国字方脸，浓眉大眼，一双草鞋磨得只剩半截，却依然大步流星，把身后不少年轻战士甩开了一段距离。他就是红八军团二十三师师长孙超群。

　　然而，谁能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师长，几年前还只是桂军中的一个普通士兵。从桂军逃兵到红军战士，从工人师到警卫师，从主力师长到三线部队，再到开国少将——孙超群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红色经典。

　　从桂军逃兵到红军师长

　　孙超群的人生转折来得极其突然。他早年曾在桂军服役，亲眼目睹了旧军队的腐败与黑暗。1929年，他毅然脱离桂军，投身革命。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短短几年间，这位曾经的普通士兵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在红军中迅速成长。1933年春天，一个特殊的任命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央军委任命孙超群为工人师师长。

　　这支部队的诞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当时，中央苏区正值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苏区的各个工会接到了一份特殊的通知：组建一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工人师。这个消息在赣南、闽西的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上杭、兴国等地的矿区，采矿工人纷纷放下手中的铁镐；在瑞金、于都等地的手工业作坊，木匠、铁匠们收起了工具；在各个县城的街道上，店员、运输工人也争相报名。短短一个月内，就有五千多名工人报名参军。

　　这支部队的特殊之处在于，战士们不仅有着过硬的阶级觉悟，更重要的是具备了不少实用技能。有的擅长木工，能快速修建工事；有的是老矿工，精通爆破技术；还有许多运输工人，熟悉各地地形。孙超群出身于工人家庭，年轻时就在上海当过码头工人，对工人阶级有着天然的理解，这个任命可谓人尽其才。

　　1933年夏，工人师改称警卫师，肩负起中央苏区机动防卫力量的重任。真正考验这支部队的时刻很快到来——1934年春，国民党军队对广昌发起猛攻。广昌是中央苏区的重要门户，守住广昌就等于守住了苏区的大门。

　　警卫师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广昌。这支工人出身的部队在广昌城下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城内布设了复杂的防御工事。老矿工出身的战士们利用爆破技术炸毁了敌人的进攻通道；木匠出身的战士们在短时间内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十八个昼夜的血战，警卫师付出了超过一半的伤亡，但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工人阶级不仅能打仗，还能打硬仗。

　　早在两年前，孙超群就因一项惊人的战绩名震红军。1932年，他率领第六十四师拿下泰宁城后，敌军仓皇逃往邵武。部下建议穷寇莫追，他却坚定地摇头：“不能给敌人喘息之机。”说罢，亲自率军追击，一百四十里路不作任何停留，硬是在邵武县追上了敌人并一举夺城。朱老总闻讯连连称赞，称他们为“两脚骑兵”。被俘的敌军士兵满腹委屈地抱怨：“哪怕是天兵天将，这一路也得喘口气啊！”

　　湘江血战：一支特殊部队的悲壮

　　然而此刻，长征路上的考验远比追一伙残敌要残酷百倍。

　　红八军团是长征出发时最特殊的一支部队。它由原来的红二十三师与红二十一师合编而成，全军团一万余人，可使用的枪支还不到三千支。更让人忧心的是，这支由工人师改编而成的部队中，大量战士还操持着1896年汉阳造厂生产的“老套筒”步枪，射程短、精度差，战斗中频频卡壳。统计显示，整个军团能够使用的热兵器仅有三千余件，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是那种老掉牙的“老套筒”。

　　孙超群作为这支“工人部队”的师长，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手下的战士，很多入伍前是木匠、矿工、码头工人，他们的战场在车间、在矿井，而不是在血肉横飞的阵地上。但他更清楚，担任全军右后翼掩护的红八军团，是整个中央纵队的屏障，没有退路可言。

　　在一次阻击战中，红八军团的一个连队就遭遇了这样的困境：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战士们的“老套筒”频频出现故障。一位老工人出身的班长临时充当起了“武器维修员”，在战斗间隙不断帮战友们修理卡壳的枪支。他们用工人阶级特有的巧手，弥补着装备上的先天不足。

　　最惨烈的考验在湘江边等着他。

　　1934年11月29日午夜，红八军团奉命火速赶往湘江，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渡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但桂军的主力部队已经绕过红五师的阻击阵地，穿插到全州两河镇隔壁山一带，截断了红八军团的去路。

　　枪声在黎明时分响起。桂军的炮弹像雨点般砸落下来。桂系部队不仅拥有大量新式步枪，还配备了迫击炮和轻重机枪。面对装备精良的对手，红八军团只能依靠战术智慧和战士们的勇气来弥补差距。在湘江岸边的一处制高点，红八军团的一个营利用地形优势，用仅有的几挺机枪构筑了交叉火力网，通过不断变换射击位置，制造出兵力众多的假象，成功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

　　孙超群提着枪在最前沿来回奔跑，嗓子已经喊哑了，只能用手势指挥部队。军团长周昆命令他率第二十三师掩护主力突围，他咬着牙点点头，转身冲进了硝烟中。

　　当桂军企图对第二十三师进行迂回包抄时，孙超群果断下令边打边撤，撤到螃蟹形山继续阻击。阵地上，一个刚入伍不到三个月的小战士被炮弹震聋了耳朵，听不见命令，却仍然端着一支卡了壳的步枪对准前方。孙超群冲过去把他拽起来，吼着推着他往后撤。那个小战士被他拽出阵地的那一刻，一颗炮弹落在了他们刚离开的地方。

　　随着战斗的持续，红八军团的伤亡不断加重。当大部队成功渡过湘江时，红八军团的兵力已经从原来的一万余人锐减到仅剩一千二百人。这支曾经英勇善战的部队，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了重创。

　　从师长到参谋：降职背后的成长

　　湘江战役后，红二十三师损失惨重，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将剩余人员编入红五军团。孙超群被调往红三军团，担任作战科参谋。这个任命看似是降职，实际上却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参谋作业经验。

　　从指挥千军万马的师长，到作战科的参谋，孙超群没有怨言。在红三军团期间，他参与制定了多个重要战役计划，善于运用在警卫师时期积累的实战经验，特别注重发挥地形优势和因地制宜的战术运用。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军事指挥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但长征还没有结束，他面临的考验也远未停止。

　　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进入川西北草地。这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沼泽地，遍地水洼泥潭，没有人家，没有粮食，能吃的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挖得一干二净。战士们的脸一个个瘦得脱了形，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在这绝境之中，孙超群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像当年神农尝百草一样，亲自试吃每一种能找到的野菜。

　　他把野菜洗净后放进嘴里慢慢咀嚼，咽下去后就在一旁坐下，默默等待。战士们围在他身边，焦急地观察他的反应。第一次，没事。第二次，也没事。直到有一次，他吞下一种不知名的野菜后不久，腹部突然剧痛，嘴里涌出白沫，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战士们慌忙把他抬到卫生员那里，他反复呕吐，数次昏厥，连医生都说：“若是普通人，恐怕早就没了命！”

　　三天后，他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浑身虚弱的他躺在担架上，第一件事就是挣扎着开口，声音微弱却坚定：“我试过的那种野菜……有毒，告诉战士们……不能吃。”

　　战友们哭着劝他不要再试了，他却固执地摇头：“我死了，你们还能照顾别的战士。要是你们谁死了，谁来认野菜？”那之后，他又一次次把毒草塞进嘴里，把自己当成一座血肉筑成的检测站。草地上的四十多天里，他用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帮战士们排除了数十种有毒的植物，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战士们含着热泪，给他起了第二个绰号——“神农试毒”。

　　陕北岁月：从三线部队到军事教育

　　1936年，孙超群跟随红四方面军进入西康地区，被任命为道孚中心县委军事指挥长。在藏区，他不仅带领部队作战，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帮助当地藏族人民建立革命政权，为主力红军筹集粮食给养。

　　抗战爆发前夕，陕北的军事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急需组建新的部队。在这种背景下，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应运而生。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实际上是由陕北独立师第三团扩编而来。虽然番号为“师”，但实际规模仅相当于一个团。孙超群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副师长，这个任命与他此前担任的中央红军主力师师长的位置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主力师长到三线部队的副师长，孙超群没有任何不满。当时的陕北独立第二师驻扎在延安城北的枣园地区，这里地形复杂，山势险要，是延安的重要防御屏障。孙超群凭借着在红三军团积累的参谋经验，着手制定防御部署。他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在各个制高点上，形成了一个灵活机动的防御体系。

　　此后，孙超群还参与了许多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自己在战争中学到的实战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指战员。

　　开国授衔：意料之外的少将

　　1955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十二位主力师师长，多数已经倒在长征路上，活到建国后仍在军队系统授衔的只剩下五位，其中四位被授予上将军衔，唯独孙超群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红二十三师非主力出身，有人说他湘江战役后部队被打散，有人说他解放战争后期职务停滞，有人惋惜，有人不解。

　　可孙超群自己，却从未对此说过一句不满的话。

　　他比谁都清楚，那一万一千人的红八军团，走出草地时还剩多少；他比谁都记得，那些在广昌城下倒下的工人兄弟们，连军衔是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从桂军逃兵逆袭为红军师长的人，一个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继续试毒草的人，一个从主力师长调任三线部队副师长却毫无怨言的人，早已不在乎肩章上是一颗星还是三颗星。

　　他只知道，当年在阵地上拽着的那个小战士活了下来，那些吃了他试过的野菜而幸存的战友们活了下来。这就够了。

　　他1967年5月逝世时，仅六十一岁，还相当年轻。临终前，他嘱咐家人，丧事从简，不要麻烦组织。他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遗言，只是让家人把他珍藏在柜子里的一双草鞋拿出来，最后看了一眼——那是长征路上穿过的，鞋底早已磨穿，他留着，留了一辈子。

　　我写《孙超群》传时，被他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所震撼，对他超凡脱俗的名利观由衷敬佩。　千里追击，他以一双铁脚丈量信仰；生死试毒，他以一副血肉守护战友。从桂军逃兵到红军师长，从主力部队到三线部队，从开国少将到默默离世——他用一个人的长征，诠释了什么是超越功名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