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李信：笔锋所向，即是前方

      1935年11月19日，湘西桑植刘家坪的寒夜，红二、红六军团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而在根据地的腹地龙山茨岩塘，有一支部队却没有跟随主力南下，反而掉头北上，摆出攻打龙山、来凤的架势，故意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上。

      这支部队就是红十八师，全军仅三千余人，却要担负掩护两个军团主力转移的重任。李信，红十八师政治部主任，站在队伍中间，望着主力远去的方向，默默攥紧了拳头。

      “四不怕”与“四怕”

      红十八师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师长兼政委张正坤，政治部主任李信，全师除五十三团外，还有由地方干部和游击队新组建的五十二团，加上省直、师直机关和野战医院，共三千余人。而他们要面对的，是蒋介石调集的30万“围剿”大军。

      任务下达时，贺龙拍着张正坤和李信的肩膀说：“这回你们要更辛苦一些，你们要从龙山一带，往长江边上打他一家伙，向北佯攻敌人，把敌人吸引过去，掩护主力南下。”王震专程赶到茨岩塘看望部队，还调配了一部电台，临走时特别交代：叛徒刘士杰掌握我军机密，必须找到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李信二话不说，派出侦察班。两天后，侦察班和省委警卫连的朱连长一起，押着喝醉了酒被捆起来的刘士杰回到了驻地。当晚，李信与张正坤用电台请示，任弼时回电：就地处决。第一颗钉子拔掉了。

      但更大的困难摆在眼前：部队新老混杂，装备简陋，给养困难，根据地创建不到一年，群众生活困苦，土匪盘踞，国民党军数十倍于己。面对这一切，李信在营以上干部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四不怕”与“四怕”。

      “四不怕”是：不怕强大的敌人、不怕险恶的环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四怕”则是：怕居功骄傲、怕不求进取、怕违反纪律、怕脱离群众。

      这几句口号，后来成了红十八师全体指战员的精神支柱。每当战斗最激烈、行军最疲惫的时候，战士们就会互相提醒：“别忘了咱们的‘四不怕’！”

        孤军奋战四十天

      主力转移的前夜，张正坤、李信率红十八师向西南佯动，把湖南方面的国民党军引向酉水南岸。待主力安全出发后，他们又调头北上，摆出攻打龙山、来凤的架势。21日，部队刚折回茨岩塘，就被国民党军十几个团围困。

      茨岩塘是根据地的腹地，驻扎着地方机关、医院、工厂，还有大量伤病员和物资。国民党军扑上来时，伤病员、地方干部和苏区的男女老少都拥了出来，嚷着要跟部队一起走。队伍绵延20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走走停停，挤成一团。

      李信急了。他挑起维护行军秩序、安置伤病员、疏导地方人员的担子，反复强调“个人服从整体，小家服从大局”。经过整顿，队伍总算有了秩序。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国民党军指挥不统一的弱点，经过4天4夜浴血苦战，终于从包谷坪突围。

      此后四十多天里，红十八师转战湘鄂川黔4省17个县，行程五千余里，钳制了国民党军七个师又五个独立旅，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他们像一根拔不掉的钉子，死死扎在敌人的腹地，为主力远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代价也是惨重的。师参谋长刘枫身负重伤，被安置在老乡家中养伤，后不幸惨遭杀害。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在宣恩晓关遭遇战中英勇牺牲。短短4天，接连失去两位团长。李信晚年回忆起这些往事，依然心痛不已，撰文追忆战友，字字泣血。

       罾沟渡河：血染的黎明

      1936年1月1日，天刚蒙蒙亮，红十八师抵达咸丰县朝阳寺以西的唐岩河罾沟渡口东岸。只要渡过这条河，取道川东，就能进入贵州与主力会合。

      但老天似乎有意考验他们。大雪纷飞，滴水成冰，河面上泛着乳白色的水雾。侦察员报告：河水齐腰深，没有渡船。

      张正坤、李信决定：淌水过河。五十三团三营为前卫营，师部紧随其后，分批过河。

      腊月的河水，冷得像是万箭穿心。指战员们下到水里，一个个浑身筛糠似地发抖，上下牙不停地“打架”，但没有人吭声。他们手拉手结成一条线，悄悄向对岸淌去。

      然而，长岭山梁上的国民党军发现了他们。机枪像雨点般扫过来，子弹带着尖厉的啸声划过河面，在红军周围掀起一排又一排的水柱，硝烟和水雾混在一起，呛得人睁不开眼。不少人中弹倒在了河里，鲜血顷刻染红了河水。

      李信在队伍中，一边组织火力压制敌人，一边紧紧保护着那部宝贵的电台。他看到政治部的几个女战士倒在冰冷的河水中，心如刀绞，但脚步不能停。他大声喊着：“同志们，冲过去！冲过去就是胜利！”

      所有没被子弹击中的人都勇敢地冲了过来。他们浑身湿透，水顺着裤腿往下流，走过的路成了一条烂泥沟。有些人过河没来得及脱掉棉衣，全身湿透冻得不能走，瘫在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

      李信站在对岸，清点着人数。三千人的队伍，经过四十多天的转战和这次惨烈的渡河，已经不足千人。但他没有时间悲伤。他转过身，向着贵州的方向，迈开了步子。

       在雪山草地播撒信念

      1936年1月11日，红十八师终于在贵州江口与主力会师。肖克、王震亲自出城20里迎接。战友重逢，相拥洒泪。此时，红十八师仅剩下六百余人。

      李信被调任新成立的教导团政治委员。他没有休息，立即投入新的工作。2月，部队进占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创建川滇黔苏区。李信组织工作组深入贫苦群众中，宣传抗日主张，帮助“贵州抗日救国军”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当部队被迫撤离毕节、转入乌蒙山回旋战时，他及时进行思想动员，号召全体官兵以最坚强的意志战胜困难。在贺龙、任弼时指挥下，部队从国民党军两个纵队之间跳出包围圈，直趋滇东。

      5月，部队开始翻越大雪山。有了此前翻越哈巴雪山的经验，李信按照军团领导的指示，未雨绸缪：要求战士们多穿衣服、裹好脚，带上生姜、辣椒、烧酒等御寒之物，强调在雪山上不可因疲劳而休息，不可因口干而喝雪水。这些准备使后续翻越两座雪山时，非战斗减员明显减少。

      草地上的牛皮鞋

      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红六军团从甘海子出发，进入茫茫草地。

      草地有干草地和水草地之分。干草地行军18天，水草地行军九天。适逢夏季，气候更加变化无常，大风、大雨、飞雪、冰雹交替袭来，寒冷异常，高原缺氧。水草地更是处处沼泽泥潭，稍有不慎就会陷下去，别人还不能救，一救连救的人也会一块儿陷进去。

      更困难的是没有粮食。野菜、草根、牛羊皮，一切能吃的东西都拿来充饥。李信脚上穿着一双缴获的牛皮鞋，听说有人在吃牛皮带，他心想：“我的鞋也是牛皮的，肯定也能吃。”于是，他用草鞋换下牛皮鞋，把牛皮鞋洗干净放进锅里煮熟，与宣传部的同事一起分享。大家嚼着又硬又韧的牛皮，有滋有味地吃了好几顿。

      李信作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深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信念比粮食更重要。他要求各级干部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叫响“活着走出草地、尽快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组织宣传队，在行军途中用快板、歌声鼓舞士气；在宿营地，借着篝火的光亮，刻钢板、印传单，把党中央的指示和前方的胜利消息传递到每一个战士手中。

      有人问他：“李主任，我们自己都快走不出去了，还印这些有什么用？”李信抬起头，认真地说：“只要心里有方向，脚下就有路。这些传单，就是我们的方向。”

       将台堡的红旗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胜利会师。李信所在的红六军团，是各路红军中长征时间最长的部队——自1934年8月7日出发，至1936年10月22日会师，历时两年两个月又十五天，转战11个省，经历大小战斗150次。

      站在将台堡的土墙上，望着两面红旗在风中猎猎招展，李信想起了很多人：牺牲在罾沟渡河中的那些女战士，倒在雪山上的战友，在草地中再也没有醒来的弟兄……他们没能看到这一天。

      但他知道，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红十八师以三千人之躯，牵制了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为主力远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自己，从湘赣苏区出发时的宣传科长，到红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再到教导团政委、红六军团宣传部部长，用两年多的长征路，践行了一个政工干部的职责——把信念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战士心里。

      我写《李信》传时，采访过李信的家人。他小儿子李新南告诉我：“父亲回忆长征时，说的最多的是罾沟渡口那个寒冷的黎明。河水冰冷刺骨，子弹呼啸乱飞，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我问：“是什么让他们坚持不退回去呢？”李新南说：“是信念。是‘四不怕’的信念。是不怕强大的敌人、不怕险恶的环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信念。”

      那面从湘赣苏区一路扛到将台堡的红旗，早已褪了色、破了边，但它依然在风中高高飘扬。正如李信和他那一代人的信仰——穿越了枪林弹雨、雪山草地，穿越了误解与牺牲，最终抵达了胜利的彼岸。而他们所走过的路，已经化作了这个民族最坚实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