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曾雍雅，他是于都籍开国少将。

　　父亲生于1917年，14岁参加红军，1934年，他17岁。在红军主力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决定从于都梓山山峰坝（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个渡口之一）夜渡于都河突围。1934年10月17日傍晚，父亲跟随部队刚好到达离家三四里地的地方，部队在此集结待命。

　　父亲已离家三年，他望着于都河水想想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是个娃娃，如今已成为一个小伙子，还是红一军团保卫局的指导员，此时路过自己家门口，三年没回家，心中难免想念故乡、思念父母。

　　父亲正想着，身旁走来一个大个子，是红一军团保卫局罗瑞卿局长。罗局长指着东边方向问道：“曾指导员，你家在那个村子吗？”曾雍雅随即敬了个礼答道：“是的。”

　　之前，罗瑞卿局长通过和曾雍雅谈心得知曾雍雅的老家，说时无意，听者留心，没承想，罗局长一直记在心里。

　　“部队路过这里，离你家不远，你回家去看看，今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罗局长说。当时，红军准备战略转移，部队反复动员“不泄密，不逃跑，不回家，不被老婆扯尾巴”。父亲转念一想，还是摇了摇头：“我是指导员，要带头遵守纪律，还是不回去了，就怕回家后赶不上部队。”

　　“不是你自己要求回家的，是我让你回去的，速去速回！”罗局长说道。父亲还在犹豫时，局长身旁的秘书童小鹏说：“指导员，这是罗局长和组织上对你的关怀。罗局长主动批准你回去，你就回家看看吧。”担心部队开拔，罗局长还特意请总务科安排了2匹马和一位战士同行。

　　就这样，父亲和一名战友趁着夜色悄悄绕道进了村。远远就看见门口那棵大橘子树……父亲敲了三下门，爷爷开了门。爷爷一看阔别三年的儿子出现在眼前，惊喜的心情无以言表。爷爷立即将父亲和同行战友带进屋里，并把两匹马拴在隐秘处。

　　借着油灯的光亮，父亲只见爷爷皱纹增多了，奶奶也更加瘦小，一个劲的用大襟衫衣角擦眼泪。父亲在家中各个屋子看了看，粮食都装进袋，衣被捆成包，家禽都安置好了。当时，国民党宣称要出兵江西，把红军家属赶尽杀绝，爷爷奶奶已做好了转移进山准备。

　　爷爷问清父亲回来一趟还要赶回部队，就想让父亲和战友先填饱肚子再说，赶紧杀了鸡，草草煮了一下，把还带血丝的鸡肉端上了桌，全家人就这样匆匆忙忙吃了一顿团圆饭——诀别饭！

　　曾雍雅根据红军各个主力向于都集结的动向和罗瑞卿局长的“特意关爱”以及“今后怕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说法，分析出红军已经进入生死存亡关头，明知道这一走可能就是诀别！

　　但是一小时之后，父亲还是坚定地告别爷爷奶奶，赶回部队。

　　此去经年，天涯路远，父与儿、母与子重山隔断有梦难圆。父亲就是靠着父母给的一双铁脚板，日日月月、岁岁年年、戎马一生，丈量了万里河山，解放了全中国。

　　直到解放后，父亲才得知，自从他跟随红军离开苏区，靖卫团就把家里划为“赤匪户”，还乡团天天要“曾雍雅的脑壳”，在那个“草过火、石过刀、人换种”的残酷白色恐怖时期，爷爷奶奶受尽打骂，家产更是被洗劫一空……

　　长征跨越了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平均每300米就有一位红军战士牺牲！在那个兵荒马乱、马革裹尸的战争年代，有多少红军战士战死疆场，有的就牺牲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家中父母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再见到自己儿子一面。

　　在江西赣州，90年前，在于都集结长征的6.8万余红军战士中，有1.7万余人是从于都参军的，每5名红军将士中就有1个是于都籍，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6356人，更有很多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几代人望穿双眼没有盼得亲人还家，只余一张薄薄的烈士证明书，其中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标注——“北上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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