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载风沙路 一生戍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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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的风，吹淡了许多过往。当年那趟载着徐州三千城市青年西去的列车，早已消失在岁月的轨道尽头，但他们屯垦戍边的足迹，却永远镌刻在了阿勒泰的广袤天地间。光阴悠悠漫过一甲子，这群当年最大不过二十岁、最小仅十四岁的支青，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不久前，在鼓楼区作协组织的支边文化分享活动上，我见到了十几位支青代表，其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便是乔一。谈起在阿勒泰吉木乃县牧场的支边岁月，他眼中便泛起了熠熠的光芒。
一、初到吉木乃
乔一年少时曾是徐州三中的高材生，本可以凭着江苏省中学数学竞赛徐州第一名的奖状，迈向铺满书香的大学殿堂，可一句滚烫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却让他毅然把青春的方向转向了西北的戈壁荒原。1966年秋，二十岁的乔一告别故乡徐州，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列车上颠簸数日后，抵达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牧场——这片北接哈萨克斯坦、镶嵌在阿尔泰山与萨吾尔山之间的边境牧场，兼具屯垦戍边与建设家园的双重使命，也将成为他们此后十余载的生命疆场。乔一被任命为青年队队长，扛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初到牧场的艰辛，超出了所有城市青年的想象。吉木乃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地势辽阔，遍地生长着一人多深的芨芨草。深秋已寒风刺骨，他们没有住所，只能安排一部分人挤在低矮的马棚里。白天打土坯建房子，顶着寒风蹲在湿冷的泥地里，抡着坎土曼和泥、脱坯，再把土坯一块块搬到空地晾晒。一天下来，手掌磨出了血泡，浑身沾满泥污，累得瘫在草堆上就不想动弹，伴着牲畜的粪便味入眠。经过三个月的苦干，他们建成了九排五十四间宿舍和一座大食堂，还挖了一口深井，总算解决了支青们的吃住问题。
另一部分人则借住在河谷高岗上的哈萨克族农户家中，跟着牧民们早起晚归，扎入河谷绿洲里抢收麦子。牧场的农田都集中在额尔齐斯河支流沿岸，这里是仅有的少量绿洲地带，作物全靠自然降水灌溉，属于粗放农业，亩产不足一百公斤。没有任何机械助力，大家手里的工具只有木犁、镰刀和坎土曼。乔一带着队员们弯腰挥镰，一割就是几个月，直割得手掌布满厚茧，腰都弯成了一张弓。收工后还要用马拉车把麦子运到晒场，风一吹，麦粒混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乔一记得，那些日子里，最奢侈的愿望是喝上一口温水。他们每天要走几里路去河谷取雪水，融化后沉淀掉泥沙再用来和面做馍馍，三餐就是馍馍就着咸茶，新鲜蔬菜成了遥不可及的念想。夜晚没有电力，公社驻地仅有的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只供办公，他们全靠油灯照明。在昏黄的光晕里，乔一常常召集队员开会，安排次日的劳动任务，油灯的烟味混着毡房的羊毛味，成了那段岁月最深刻的记忆。
二、风雪红柳林
深冬的吉木乃，“闹海风”是家常便饭——强阵风裹挟着积雪呼啸而过，能见度不足一米，当地人俗称“白毛风”。有时候连续刮一个礼拜，气温能降到零下四十五摄氏度，社教队的学习只能在四面漏风的土坯房里进行，夜里大家裹着单薄的被褥，浑身冻得缩成一团。为了取暖，乔一就带领队员们去离驻地二十多里路的山头挖“炭石”。那些没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煤块，沉重得压弯肩头。生产队没有车，就派一个班的队员钻进戈壁深处的红柳林里砍枝、剥皮、编爬犁，用爬犁子一趟趟把煤块拉回来。往返的路上还要提防白毛风的突袭，好几次他们在风雪中迷了路，靠着牧民传授的辨别方向的技巧才侥幸返回。
有一次，队里派去红柳林砍枝的人已经去了好几天。领导把乔一叫到跟前：“你带三四个人，去林子里看看进度，送点干粮。要是爬犁编好了，就先拉回几架，也好早点运煤取暖。”
乔一应下，领着人就往红柳林赶。那片林子他从没去过，只凭着队友指的大致方向辨路。那天的天气出奇的好，冬日的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金晃晃的光洒在雪地上，竟透出几分暖意。几个年轻人踩着积雪，说说笑笑，脚步轻快得很。谁能想到，这暖融融的日头底下，正藏着一场要命的寒流。
走了大半路程，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回头一看，是哈尔交牧场的白开尧副厂长。他勒住马，目光扫过乔一几人，脸“唰”地沉了下来，张口就骂：“小乔！你们这群浑小子，在新疆待了这么久，出门都不看天气吗？”
乔一被骂得一愣，刚要解释，白副厂长的声音更急了，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焦灼：“马上就要来寒流了！白毛风说来就来，你们这几个人，就这点衣裳，搁戈壁上就是活靶子！赶紧往前跑，前面有间道班房离红柳林很近，到了就围着房子转，千万别乱跑！”
这话像一盆冰水，浇得乔一浑身一激灵。他太知道北疆寒流的厉害了——那风裹着雪，吹得人根本站不住脚，脸冻得会失去知觉，一旦迷路，就是九死一生。他顾不上多说，朝身后的队员吼了一声：“快跑！晚了就来不及了！”几个人撒开腿就往前冲。
道班房就在前方不远处，乔一推门进去，屋里有个工人正在烧火做饭。问起砍红柳的队友在哪，对方抬手一指：“就在林子里头，离这儿不到二百米。”
乔一把干粮往灶台上一放，转身就往林子里跑。那时风还没起，阳光依旧暖和，队员们看见乔一，都笑着围过来，嚷嚷着要尝他带来的馍馍。
“别笑了！赶紧收拾家伙！”乔一喘着粗气，一把抓住一个队员的胳膊，声音都带着颤，“白副厂长说寒流要来了！再不走，咱们都得困死在这儿！”
队员们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没人敢耽搁，立即抓起斧头，用绳子绑起编好的爬犁子就往道班房跑。脚刚踏出红柳林，风就来了。
那哪里是风，分明是一把冰冷的刀子。
先是一阵尖利的呼啸，紧接着，铺天盖地的雪沫子卷着沙砾，劈头盖脸地砸下来。风打着旋儿，呜呜地吼，像一头暴怒的野兽，撕扯着人的衣服，灌进人的领口、袖口。天地间霎时成了一片混沌的白，别说辨路，连眼前的手都看不清。才走了一半的路，顶风就压了过来，人根本站不住，只能背过身，一步一步往后挪，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钻心，喘口气都觉得喉咙里像塞了冰碴子。
好不容易冲进道班房，队员们连湿透的棉衣都顾不上脱，就蹲在草垫上挤成一团。乔一缓过一口气，第一件事就是清点人数。一数，心猛地往下沉——少了一个人！
准是刚才逆风撤退时，那名队员落在了后面，被风雪裹着走错了方向。
屋外的风还在咆哮，拍打着门板，发出“哐哐”的巨响，仿佛要把房子掀翻。乔一咬咬牙，抓起那顶透风的绒线帽，转身就往外冲。队友们喊他“太危险”，他头也不回：“人丢了，我怎么回去交代！”
风像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推了他一把，差点把他掀翻。他弓着身子，顶着风雪往前挪，喊人的声音刚出口，就被风撕得粉碎。脚下的积雪没过膝盖，每一步都陷得很深，冰冷的雪灌进鞋里，冻得脚趾头发麻。
不知走了多久，风雪中忽然传来一阵微弱的狗叫声。乔一心里一亮——戈壁上，有狗的地方就有人家，就有方向。他循着声音，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终于在一棵粗壮的红柳树下，看见了那个蜷缩的身影。
只见对方双眼紧闭，已经冻得说不出话，浑身发抖，嘴唇乌青，没有力气站起来。
“别睡！站起来！”乔一扑过去，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声音嘶哑，“跟着我走，顺着风的方向，一停就冻僵了！”
他搀扶着队员往前挪。风从背后裹挟着他们，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两人的眉毛、胡子上都结了厚厚的冰碴子，棉衣冻得硬邦邦的，像裹了一层铁皮。他们不知道走了多久，只凭着一股“不能停”的执念，一步一步往前挪。雪越下越大，天地间一片苍茫，仿佛整个戈壁滩上，就只剩下他们两个踉跄的身影。
天快亮的时候，风终于小了。朝阳刺破云层，洒在白茫茫的戈壁上，泛起一片耀眼的光。两人互相架着，跌跌撞撞地回到道班房门口。
一夜的风雪，竟把雪堆到了屋檐那么高，门缝里钻进来的雪，在队员们盖的被子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惊魂未定的队员们围上来，看着两人冻得发紫的脸，眼眶瞬间红了。大家不顾他俩身上簌簌下落的冰凉雪粒，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时大家注意到，乔一的脸上竟然起了一串大水泡。他抬手一摸，脸颊火烧火燎地疼。道班工人连忙把他送上马背，带到社教队的军医那里。那位军医一边拿着细针，小心翼翼地把他脸上冻泡里的积水抽出来、敷上药膏，一边忍不住叹气：“小伙子，你这脸冻得太让人心疼了。”乔一这才知道，自己戴的那顶绒线帽根本不顶用，寒风早就透过针脚，把脸颊冻伤了。
很多年后，乔一脸上的冻疤早已淡去，但他总记得那个冬日——记得暖融融的太阳，记得白副厂长的怒骂，记得风雪里的狗叫，记得和队员互相搀扶着走了一夜的路。那片红柳林里的生死劫，冻住了岁月，却冻不住一群年轻人的热血；那场呼啸的白毛风，吹走了时光，却吹不走一个青年队长的担当。
三、道班房的新生
1969年底，一场更大的考验摆在了乔一和队员们面前。他们被抽调参与吉木乃县红旗水库的修建，两百多人的队伍要在荒原上开挖渠道、构筑大坝。没有像样的施工设备，平车、铁锹、十字镐成了最主要的工具。大家在水库旁挖地窝子栖身，土层之下的居所阴暗潮湿，一到雨天便四处漏雨，晚上只能蜷缩在铺着干草的地铺上休息。乔一作为青年骨干，总是冲在最前面，推着装满泥土的平车在陡峭的坝坡上往返，汗水浸透了衣衫，风一吹便结上一层白霜。这样的日子一熬就是一整年，他们的坚守，更像是一场与自然和简陋条件的殊死较量。
一天黄昏，寒流再一次来得猝不及防，白毛风卷着雪粒横扫荒原，气温跌破零下三十摄氏度，连呼吸都带着冰碴子的刺痛。就在这样极致的严寒里，工地上的女队员王桂英突然要生了——她怀的是二胎，那个年代没有产检，胎位、产期全凭经验估摸。只见腹痛如刀绞的她蜷缩在地窝子的干草上，额头上布满冷汗，凄厉的呻吟被外面的风雪声盖过一半。
场部卫生室的人赶过来一看，顿时变了脸色，攥着听诊器的手都在抖：“胎位不正，我们这儿处理不了，必须赶紧送县城医院！”这话像一块冰砸在所有人心里，谁都清楚，这样的鬼天气，汽车根本开不了；风大雪急，能见度不足一米，车轮一旦陷进雪窝就再也出不来。
“用马拉爬犁！”乔一当机立断，“我去叫人！”他顶着寒风冲进雪幕，找来了一位熟悉路况的哈萨克族牧民阿合买提。王桂英的丈夫带着婴儿衣物，场部卫生室的女护士也急匆匆赶了过来。四人把王桂英小心翼翼地抬上爬犁，阿合买提拉紧马缰绳，乔一和王桂英的丈夫在两侧扶着爬犁边缘，女护士则蹲在爬犁上，紧紧护住腹痛难忍的王桂英。
爬犁在风雪中出发了，马蹄踩在积雪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一步都异常艰难。白毛风像无数把小刀子，刮在脸上、手上，疼得钻心。乔一和王桂英的丈夫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棉鞋早已被雪浸透，冻得硬邦邦的，脚趾头失去了知觉。他们不敢停，一停，爬犁上的人就可能被冻僵。
走了大半宿，离县城还有一段距离，爬犁上的王桂英突然痛呼一声，带着绝望：“不行了……我撑不住了……”乔一和王桂英的丈夫急得满头大汗，雪水混着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瞬间结成冰。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阿合买提突然勒住马，指着前方风雪深处：“前面有个道班房！夏天养路工住的，冬天封了门，先去那里躲躲！”
几人跌跌撞撞推着爬犁赶到道班房门口，阿合买提二话不说，捡起一块石头就砸向门锁。“哐当”一声，冰封的木门被撞开，风雪瞬间卷着寒气灌了进去。屋里空荡荡的，只有墙角堆着一些麦草。乔一和王桂英的丈夫赶紧把麦草铺展开，女护士则迅速把带来的被子铺在上面。来不及多想，王桂英就在这四面漏风的道班房里，在女护士的帮助下，艰难地生下了孩子。
婴儿的啼哭在寂静的道班房里响起，微弱却充满生命力。女护士赶紧把带来的干净衣物裹在孩子身上，可还是挡不住寒气。乔一搓着冻得僵硬的手，果断地说：“不能在这儿久待，孩子会冻坏的！”阿合买提点点头，重新拉紧马缰绳：“前面不远有个煤矿，矿工家属区有人住，我认识人家，去那里暖和一下！”
又走了约莫一个时辰，终于到了煤矿家属区。阿合买提上前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屋里的矿工夫妇一看这情况，二话不说就让他们进去，赶紧生起了火墙，还端来滚烫的热水。王桂英和刚出生的孩子裹着被子靠在火墙边，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第二天一早，风雪渐小，几人又带着王桂英和孩子继续赶路，顺利抵达了县城医院。医生检查后连连感叹：“太险了！娘俩能保住性命，真是万幸！”王桂英的丈夫攥着乔一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乔队长，阿合买提兄弟，还有护士同志，是你们救了她们娘俩的命啊！”阿合买提则憨厚地摆摆手，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都是一家人，应该的。”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支青与支青、与少数民族同胞之间，没有隔阂，只有守望相助的真情。这份纯粹的温暖，比火墙更能抵御北疆的严寒。
四、南疆铁路的鏖战
1971年10月，乔一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南疆101铁路线的建设工地上。这条从吐鲁番延伸到库尔勒的铁路，要穿越茫茫戈壁和天山腹地，被当地人称为“贯通天山的巨龙”。乔一所在的施工段地处戈壁滩，这里风大天寒，干燥缺水，连搭帐篷的条件都不具备，他们只能像修水库时一样，自己动手挖地窝子。白天，狂风卷起沙石打在脸上，他们挥舞着铁锹和十字镐修路基，推着手推车运送土石方，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夜晚依旧靠油灯照明，大家围在一起啃干硬的馍馍，听着屋外的风声入眠。
到了夏天，吐鲁番的酷热更是让人难以忍受。正午时分，戈壁滩上的温度高达几十摄氏度，铁板上都能烙熟饼子。队员们光着膀子干活，皮肤被晒得黝黑脱皮，汗水滴在滚烫的沙地上，瞬间就蒸发殆尽。有好几次，有人中暑晕倒，稍作休息便又立刻回到岗位上。当时大家依旧实行工分制，为了多挣几分，没人愿意轻易停下。乔一记得，那段日子里，大家最难熬的是严重缺水。由于驻地附近没有稳定水源，只好在空地挖了个大坑，砌上简陋的砖石当水池，再派专人赶着牛车，从几十里外的坎儿井拉来浑水储存。水池口盖着厚厚的茅草席，既要防烈日暴晒蒸发，也要挡风沙落进去，可即便如此，正午的日头还是能把池水焐得温热。水里混着泥沙和细小的蚊虫幼虫，静置大半天才能沉淀出半池稍清些的水。
队里有个刚从徐州来的年轻队员，第一次用这水漱口时，看着碗底沉下的一层细沙，皱着眉僵了半天。真到渴得喉咙冒火，才捏着鼻子灌了半碗，刚下肚就蹲在地上干呕。可没过三天，他就和所有人一样，舀水时先晃一晃，等泥沙沉底就捧着碗咕噜咕噜喝——在四十多度的酷暑里，能有口水解渴，就已是奢侈。就连洗脸都是件稀罕事，往往是三四个人共用一盆沉淀后的水，你洗完我洗，水浑得看不见盆底也舍不得倒，最后还要端去浇队里种的几畦白菜。有一回，持续高温把菜苗晒得蔫头耷脑，叶子都卷了边，乔一领着队员们，硬是把省了两天的半池水全浇了进去。看着菜苗慢慢挺起腰杆，一群晒得黝黑的年轻人围着菜地蹲了半天，脸上才露出点笑意。支青们就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用骨子里的坚韧与乐观，彼此感染着、支撑着。
1973年，随着政策的落实，乔一带着一身风沙和妻儿回到徐州。他进入国营铸造厂一线，在新的天地里踏实耕耘着。岁月流转，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乔一，鬓角早已染霜。家里的橱柜上还摆着当年从新疆带回来的粗陶碗，老伴拌凉菜时总爱用它。饭后的暖阳里，他常翻出那本磨边的支青名册，指尖划过一个个名字，就像又踩回了吉木乃的雪地里、南疆铁路的戈壁上。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可那些嵌进骨血的风沙与赤诚，早已成了他生活里最温润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