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小本子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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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底，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15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再次向我父亲约稿，并特别希望他写一写周恩来对我党隐蔽战线的领导，父亲于是写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人民日报》海外版从1991年1月7日起全文连载；1991年1月8日，在周总理逝世15周年当天，《人民日报》以《周总理的魅力》为题以整版篇幅摘要发表了这篇长文，并在头版刊登“编者按”介绍，说这是对周总理“文韬武略、大智大勇的回忆文章。”
父亲在回忆文章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却又是有案可查的史实，表现出周恩来的肝胆、智慧、担当和能力。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喜欢对其中一些故事情节及其背后有的没的捕风捉影，却不见这些故事本身所折射出的周恩来的高尚人品。比较典型的，就是1946年6月周恩来无意丢失小本子的那件事。这其实是周恩来处理失误的经典案例之一，特别值得学习。
父亲熊向晖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当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奉党组织之命，作为“闲棋冷子”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之后成为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1946年6月，胡宗南履行他当年的承诺，送我父亲去美国留学。父亲前往南京办理留美手续之前，组织上告诉父亲，因为当时国共到了是“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恩来要父亲到南京后同他面谈，并要了父亲在南京的住址，交待了联系暗号。
关于这次会面，《周恩来年谱》有记载：
1946年6月10日和董必武接见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熊当时被胡宗南保荐将赴美国深造，他表示全面内战即将开始，留在国内做情报工作对党有利。周恩来说，出国留学为好。如果战争时间长，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内地位提高，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回国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官。翌年，熊向晖赴美前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胡宗南的作战情报。
据父亲回忆，到父亲在南京的住处来接他的是童小鹏。他对上暗号后，童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将父亲带到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驻地梅园新村30号。针对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代表团的一些同志或坐车、或步行，反复进进出出，以分散特务的注意力。
在代表团的会客室，周恩来见到父亲后，关上门，拉着父亲坐到沙发上，皱皱眉头，说他一不小心出了事故。他把父亲在南京的住址写在一个小本子上。前天也就是6月8号他在延安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他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在马歇尔的专机上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他还不知道。回到梅园新村，才发现小本子不见了，肯定是在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的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父亲在南京的住址。当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副官来找他，当面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他，里面装的正是那个小本子。
周恩来对父亲说，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这个地址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这就是周恩来丢失小本子的经过。其实，他6月9日上午从延安乘飞机到南京，当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副官就把火漆密封的小本子当面交还，中间总共几小时，根本没有某些影剧杜撰的什么马歇尔去看了“蒋干盗书”的京剧，然后才归还小本子的情节。
查这一时段的《周恩来年谱》，为了争取和平，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一直在和国民党的方方面面、美国调停人马歇尔以及一些民主人士会谈、周旋，在南京、延安及其他地方多次往返。这一次他6月8日从南京飞回延安开了一夜的会。然后在6月9日马不停蹄飞回南京，显然是连轴转了多日，体力透支的疲劳可以想象。在飞机上“睡死过去”，衬衣口袋里的小本子不慎滑落，这完全是一次情有可原的无心之失。
然而，对这一无心的失误，而且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的无心之失，周恩来丝毫没有规避掩盖，却如实报告中央，还做了检讨，请求处分。这令父亲非常震撼！更让父亲震撼的是，作为党的副主席，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竟把自己这样一个无心之失向他这么一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这是怎样的襟怀坦白光明磊落？！
所以当时父亲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话语中自然流露出的对同志的关爱和负责，那是溢于言表，令父亲极为感动。
而周恩来对失误的处理，并不止于自我严格要求、襟怀坦白地坦诚失误并自请处分。他还要对失误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可能给出恰当的处置措施。
周恩来对我父亲分析说：“马歇尔郑重其事地派人把小本子送还我，也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
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密台告知西安有关同志，要其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如果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交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中统、军统都沉不住气，军统更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既不敢拖延，也没有耐心放长线。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他们惯于搞突击，突击也会有点前兆。
这时，他问了我父亲在南京是否有非常可靠的熟人，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之后，周恩来同意由我父亲的未婚妻（后来成为我母亲）在南京盯着，让我父亲到上海在可靠好友的父亲、著名书法家马公愚家里住几天看看。如发现有异常情况，让我母亲即用暗语快信通知父亲，然后由上海方面的地下党组织送他到苏北解放区。半个月之后，如果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消息送给蒋，父亲就可回南京继续办留美手续。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
这里，周恩来做了好几手准备。他对蒋介石、马歇尔等的性格、行事风格都有相当精准的洞察，虽然预判马歇尔不会因小失大向蒋介石告密，但并不抱侥幸心理，仍从最坏的可能着手部署，给出了既有利于我方，又保证同志安全的方案。
如周恩来所说，按惯例，秘密党员面临暴露危险，把他转移是最稳妥的办法。这样做，他本人也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然而，周恩来从革命大局考虑，置个人荣辱于不顾，真正是勇于担当。这才是一心为公的表率。
半个月之后，南京果然没有任何异常。父亲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照常在胡宗南那里办事。又过了8个月，胡宗南在1947年3月初通过保密局将正在杭州西湖度蜜月，即将赴美留学的父亲紧急召到南京，让他推迟去美国，跟他回西安准备进攻延安，由此才有了《周恩来年谱》中“赴美前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胡宗南的作战情报”的记载。
几十年后父亲谈起这段往事，对周恩来在这一无心过失事件中抱持的坦诚襟怀，临危不乱把控大局的领导能力，一心为公的勇于担当，以及对马歇尔、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们人性的准确把握，一如当初一样，非常感佩。
仅以此文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