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者归来》读后感

　　何家弘会长：

　　《亡者归来》仅读了一半就迫不及待地写起“读后感”，望理解我的心情，及对我所说的不妥之处别计较。因为我身为法治记者采访生涯二十年，其中以公安机关最多，且经常深入派出所、刑警队等一线，对“刑讯逼供”制造冤案错案有更多的感受，所以才对您的大作产生反响和共鸣。但是，斗胆提出以下“不和谐”的异议，也是不吐不快。

　　一、错案追究不想深怪办案人

　　您淡化了办案人的罪责，估计一是想把问题再深刻一些，提到体制、法制不健全层面，立意更高些；二是不想对整个队伍抹黑留些情面；三是保持一定的国际形象。但如果不真正从根源上揭露，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些实质问题的。

　　当人们反思文革“揪斗迫害”都把罪责归于林彪、“四人帮”时，我却极为反感这种说法。当时揪斗迫害积极参与者，就是批斗对象的同事、下级、好友。全国都疯狂，是中国人心底的劣根性终于有机会暴露。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与幼儿园时的伙伴回幼儿园去造院长的反，我还不好意思上前折磨那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一个女生把整筐烂菜叶扣在她的头上。今天都能想起当时女同学那得意忘形的表情，于是有了这样的念头：凡是参与者都应挨上这一板子，凡是参与者都应自责认罪。轻而易举地推到“四人帮”身上很容易，但不能深刻反思自责，劣根性有机会还要暴露出来。

　　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办案人在执法队伍中带有普遍性、且抱有“谁出事，谁倒霉”的侥幸。因此、必须得到全面严厉的惩治，不能让几个“替死鬼”顶缸而大部仍旧逃脱追责。

　　二、对打人者各种心态的简析

　　我在派出所、刑警队采访，看到听到打人的事比比皆是。我的管界派出所长，希望我为他做有力宣传，讲述了一起他亲自主办的“不打人也能破案”过程，但在一旁的副所长（后来在部里任高职）事后私下不以为然地说：“哪有不打就能问下案子的？”某刑警队长讲述侦破结果，用一句笼统的“经过做大量的工作终于让嫌疑人交代了”，让我不由得找队员问详细过程。他对我毫无忌讳：“四根电警棍架在后背上能不说吗？”

　　不过，一位警官坦诚地说出打人的缘由：我们铁路上绝大多数是拎包盗窃，要想办成“铁案”，证据只有三个：事主（被害人）陈述、提包（物证）及嫌疑人供述。事主没发现盗窃过程，又急着赶火车，不愿为你耐心做陈述笔录，物证自己不会说话，只有作案人的供述了。他要是一口否认还怎么定罪？说服震慑，法言法语他听不懂或装傻，控制时间又那么紧，最管用的就是打了。贼只有疼，才会说实话，所以打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讲出这些，我倒真心同情和理解了。

　　但是，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您在调查时民警所说的“不打手痒”，更恶劣的是“折磨人时的满足感和快感”。《动物世界》里的狮虎等肉食动物，扑咬猎物绝对不是看着对手因为痛苦而产生的快感。可人居然也有这样思维和情绪，足见这种人的内心多么肮脏和丑陋。因此当“刑讯逼供”制造冤案者仅受到刑罚制裁，想起您在书中写到“儿女去上坟”那段，觉得只有把他们放入“瓮”中火烤才能有效制止恶行的发生。

　　三、针对“相互制约”不成的反思

　　看到您为执法者就“证据分类”和“质证认证”为其尽心竭力“开处方”，以我在基层政法系统跑采访的经历，他们不会认真学习、坚决落实，绝不走样，只会当耳旁风。能够让其对法律后果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只有“公检法”三家真正去相互制约，才能避免“流水线”一路畅通造出冤案的。

　　这些年，对冤案的产生，永远有一个主题：“法制不健全”，我看未必。

　　自1979年实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来，就有“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原则和规定，后来多次修订也未出现新的增补，但在基层就是抵制不照办。如果说公安“刑讯逼供制造冤案”尚且有急于为社会做贡献，给群众和受害者亲属尽早有个交代，算是“好心办坏事”，那么检法两家眼睁睁看着冤案产生却“助纣为虐”，轻蔑地将法律的神圣和人心的良知置于脑后，就是“骨子里的劣根性”暴露。

　　您在书中写出一个检察长的感叹：“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没能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似乎自责可恕，但我却认为是“掩耳盗铃”，耍小聪明。倘若当时真得有监督意识和护法职责，你可以在政法委协调后形成的文件上无奈签字时，写上一句“遵从决议但保留检方意见”，同时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应当纠正的请求，至少体现出你在此案中还有底线。如果真正做到，他就不会发出这种沮丧的总结了。

　　纵观多起冤案的纠正，公安倒大霉，而检法只是“吃挂落”。客观地说：检法的失职不小于公安。所以，对怠于拒绝履行制约造成冤案发生的，已不能按过失渎职追究了，是直接的故意犯罪。反之，他们可以永远躲在公安后面，心中窃喜逃过一劫。

　　以上属于“假语村言”，如果不入您的法眼，别跟我一般见识就是了。

祝好！

　　邱小兵

　　2026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