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芳公馆前的悲愤和忧思

　　来到青海省西宁市，对我来说一个绕不开的景点就是“西北王”马步芳的故居。我一直关注红军西路军的悲情壮举。

　　惨绝人寰的屠杀：西路军六千英魂的血泪史。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21800余名将士奉命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这支英雄部队在河西走廊与马步芳、马步青率领的10余万马家军展开浴血奋战，历经大小战斗80余次，歼敌2.5万余人。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共两万余人，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治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西路军西进后，与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在甘肃的永登、古浪和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艰苦战斗。西路军面对马家军的优势兵力，在河西走廊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中旬归于失败。

　　据统计，被俘者约1.25万人。部分战俘由甘肃张掖—民乐—祁连—门源—大通一线，然后押回西宁；其余则由武威—永登—民和—乐都，押至青海西宁。而凶残暴虐的马步芳，则对这批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指使下属采用的手段，令人发指。

　　虽然在我党的争取之下，西路军被俘将士约有5000人回到队伍，但是，西路红军遭残害人数共6000余人，其中，在青海西宁约有2000余人被害，甘肃河西地区超过3700人遇害，在青海海北、海东等地被残害350余人。

　　光是在甘肃河西地区，马家军就用扒心、挑喉、割舌、断颈等手段残害红军，根据后人调查，在张掖县活埋西路军战俘地方有老飞机场、东校场、王母宫、孟家墩四处，而临泽、古浪县都发现了埋红军的万人坑。

　　在青海西宁，《访马子文记录》中说：1952年，由我负责挖掘活埋红军的万人坑，挖掘的地方有两处：　一处在苦水沟，三个坑，挖出人头一千个左右；一处在南城门里头，那里有两个庙，一个叫火神庙，一个叫三官庙。那里也有三个坑，挖出人头七百左右，还挖出一些烈士遗物。每十个人头装一个红布口袋，当时是我数的，总数是一千七百个人头。”

　　按照西宁市志记载：“1937年　7月？马步芳甄别在西宁集中的被俘红军　1300余人，其中多数为年老患病及残废的编为三个大队，每队又分为三个小队，每小队约　110人左右，分住于乐家湾、大教场、大营盘和东南关一带的客店和庙宇中。

　　每天仅供应粗糙的饭食一次。几天之内因病和饥饿致死百余人。旋闻于同月中，分三次在夜间活埋于西宁南郊的杨家滩、东塔院、苦水沟、板凳台、大牙台、小牙台一带的荒沟中。

　　据事后传出的数字：第一次活埋约400余人；第二次约600余人；第三次约200余人。在解放后，又在西宁南大门、东郊等地陆续挖出700多具尸骨。

　　是时，当年屠杀西路红军战士的侩子手马英的档案里，有一份1965年12月15日青海人马余三亲笔签字的《谈话记录》：“1936年底，我曾与郭学礼等四五人从西宁出发到米（倪）家营，慰问马家军。第二年（即1937年），俘虏的红军先后押过来五六千人，杀的、活埋的共有2000余人。”

　　马步芳的残暴行径令人发指。据史料记载，西路军被俘将士约1.25万人，其中6000余人惨遭杀害。仅在青海西宁，就有约2000余名红军战士被活埋、枪杀、火烧，甚至被扒心、割舌。

　　马家军将红军战士押送至青海的途中，行走困难的伤病员被当场杀害，年小体弱的被活埋，还有的被活活烧死。从张掖至西宁300多公里的路途上，沿途到处可见被杀害的红军战士遗体。

　　对女红军的迫害更是惨无人道。西路军妇女独立团1300多名女战士，被俘后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她们或被送工厂做苦工，或被分给马家军军官做妻妾丫鬟，受尽百般凌辱。

　　许多女战士不甘受辱而自杀，或设法逃脱，但成功者寥寥。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被俘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凌辱威胁，毅然吞针自尽，年仅25岁。她在狱中墙上用鲜血写下：“革命者可以杀害，但不可以羞辱。我虽死犹荣！”

　　“杀人王”马步芳对被俘红军实施“虐杀政策”，通过饥饿、酷刑、劳役等手段折磨他们。当年仅在青海西宁等地的收容所中，因饥饿和疾病死亡的人数就多达数百人。

　　1955年，仅在杨家台、苦水沟等地挖掘出来的被害烈士遗骨就有500多具。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大部分遗骨已被洪水冲走。

　　逃亡与财富，马匪十吨黄金的罪恶之路。1949年，随着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推进，马步芳自知罪孽深重，开始秘密准备逃亡。他将多年搜刮的财富兑换成黄金和银元，分批运往广州。

　　据记载，马步芳此次出逃共携带60多箱黄金，价值数以千万计。其中31箱黄金、121箱银元以及其他珍宝，塞满了整整4架飞机。

　　亡命大逃亡过程充满戏剧性。由于黄金数量巨大，飞机严重超载，起飞时险些滑出跑道。飞行员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措施，降低飞行高度，放弃部分燃料，途中多次降落补充燃料，大大增加了被发现的风险。在飞越黄河时，飞机几乎擦到河面；经过山区时，险些撞上山峰。每一次惊险都让机上人员胆战心惊。

　　马步芳先逃往台湾，但深知留在台湾可能面临蒋介石的问责，于是决定继续前往沙特阿拉伯。

　　在香港中转时，他提前将黄金装在铜佛像、经书箱和礼拜毯里面，伪装成伊斯兰教物品。然而，香港海关获得了马步芳携带重金出逃的消息，对其行李进行了特别检查，扣留了1700公斤黄金，总价值约230万美元。港府还要求马步芳申报剩余财产，迫于压力，他又交出部分财产后才得以飞往沙特。

　　抵达沙特后，马步芳用黄金买下一座大别墅，雇佣当地仆人，生活依旧奢华无度。他还联系蒋介石，获得了国民政府“驻沙特大使”身份。然而，他的荒淫本性不改，在沙特期间竟逼迫自己的19岁侄女马月兰嫁给自己，此事传开后，连沙特当地的华人都对他避之不及。最终，他被迫辞去大使职务，声名狼藉。

　　1949年的马衔山下的隆隆炮火，解放军横渡黄河，敲响了马步芳马家军的丧钟。那飘零在青海高原的六千英魂在天有灵，可含笑九泉矣！

　　马步芳公馆的现状令人深思。这座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建筑群，始建于1942年6月，耗资3000万大洋，次年6月建成，取名为“馨庐”。

　　公馆占地近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800余平方米，共有房屋298间，由前院、中院、南院、西一号院、西二号院、西三号院以及后花园等7个独立院落组成。建筑墙面镶有玉石，故人们亦称为“玉石公馆”，及其奢华。

　　这座公馆是青海省保存最为完整的民国时期建筑，也是全国唯一选用玉石建造的官邸，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浓郁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1986年被青海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然而，这座公馆的存在引发了人们深刻的历史反思。一个双手沾满红军战士鲜血的刽子手，其故居竟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旅游景点，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莫大讽刺。

　　走进这些故居，游客或许会看到精致的建筑、华丽的陈设，却很难在展板上找到关于他屠杀西路军的真实记录。那些血债，那些冤魂，似乎被刻意淡化甚至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历史人物”的泛化描述，仿佛他只是一个地方上的权势人物，而非一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

　　参观者无不发出历史正义的追问：让我们来看什么，如何面对这段血腥历史？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不容抹煞。西路军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他们毙伤马家军2.5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牵制了国民党中央军，策应了河东红军作战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播撒了革命火种；为党和人民军队保存和培养了部分军事骨干。

　　习总书记强调：“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记忆的悖论需要正视。马步芳公馆作为历史建筑，确实具有文物价值，但如何展示这段历史，如何平衡文物保护与历史教育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建筑本身的价值，就忽视其主人的罪恶历史。相反，应该通过适当的展示方式，让后人了解这段血腥历史的真相，铭记西路军的牺牲精神，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

　　西路军纪念馆的建立是历史的进步。为纪念红西路军牺牲的英烈，中共西宁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在西宁市烈士陵园内修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1988年8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揭幕开馆。

　　2010年6月28日，新馆举行开馆仪式。2015年5月，西宁市对纪念馆进行扩建改造，展线由原来的400多米增加到678米，集绘画、雕塑艺术，声、光、电数字控制为一体，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红西路军的整个历史。

　　我们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马步芳的罪恶历史，西路军将士的英勇牺牲，都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我们纪念西路军，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历史教训。

　　马步芳公馆的存在，提醒我们历史记忆的复杂性，也警示我们：任何试图美化或淡化历史罪恶的行为，都是对历史的背叛，对英烈的亵渎。

　　历史的天平，或许会一时倾斜，但公理的重量，最终来自于每一个拒绝遗忘的普通人。西路军的英魂永垂不朽，他们的牺牲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让我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革命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