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9日，我在办公室打电话与老红军曾云联系采访之事，老红军曾云接了电话后，问明情况并同意我去他家采访。

　　我赶紧开上摩托车赶往地处南昌市八一大道与青山路交界处的江西医学院北院宿舍区，按曾老的提示找到了曾老家。

　　我按响了电子门铃，曾老打开门让我进屋，在一番寒暄后，我开始采访。

　　曾老讲话很随和，他告知我说：“我是1911年出生在四川绵竹县，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皮定筠是我团长。1935年入党，1935年我是从广源出发长征的。”

　　当部队长征来到雪山脚下时，该地区人员稀少，上级要求我们准备过雪山的物资，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每人准备了10斤青稞面，几个辣椒。

　　下午4点，部队开始向雪山进发，走了两个多小时，山上开始有点雪，再往上走，地上就有很厚的雪，路更滑了，大家互相搀扶，前后拉着，生怕滑入到山谷中去，一直走到天快亮时，我们才走到山顶，前面传来话说：“部队不能停，也不要大声说话和喊叫，如果声音一大，天上冰雹就会莫名其妙地往下砸。”

　　在山顶上往下看，山下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炊事员背了一口大锅来，让我先滑下去，后面大家跟着一起滑下去。

　　我们部队过了三次草地，过草地不能乱走，要踩着草上，一步一步跟着走，要不能沉下去就难上来，有很多同志是这样牺牲的，饿死的也不少。

　　1936年4月份，我们部队才到陕北，整训了一段时间，部队就奔向了抗日前线。

　　1939年组织上派我回到延安在抗大学习，从前方调了一千多人回来学习，在三年的学习期间，要参加大生产运动，一切生活要自理，粮食蔬菜自给自足，我还学会了织布、纺纱，一天能纺一斤多棉，我们自己养鸡、养羊、养猪，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1942年，在抗大期间，我们抗大学生派去河北荆台县将军墓清水沟锻练，这里是抗日前线，我们三个连的抗大学员刚到三天，日本鬼子就对这一地区进行大扫荡，前面有一、二连，我在三连，一连被鬼子包围了，上级要二连去增援，三连撤回山上，枪停后，我们准备转移，为了减少目标，我们利用天黑突围出去，连成排，排成班，班分组，三人为一组，一组一支枪，我是组长，枪在我手里，当时都是抗大学生，我叫他们先走我在后面掩护，待他们走远了，我刚要跑，一枪打中了我的右手，鲜血涌了出来，我用绑带捆住伤口上面止血，枪背在左肩，乘黑摸到一个山洞里，在洞口架好枪，准备等敌人上来就跟他们拼，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在洞里我住了27天，每天晚上出去采吃的，白天就在洞里休息，27天后，没有了枪声，我走到山下，碰见一个妇女（是村妇女主任），她告诉我敌人已经走了，并带我到她家，她拿了一些烙饼给我路上吃，我走了三天三夜，才找到了部队，到了部队后，我伤势更加严重了，到医院一查是破伤风，药也不够，当时有四个破伤风的病人，只有一支药，医院给我打了这一针，救了我的命（这是后来医生告诉我的），伤好后，部队要我复员（右手残疾），我不同意，吕正操找我去谈话，我说：“我从小参加红军，要复员三年后再说。”

　　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派我在后方专门负责接收工作，我参加了吉林市、长春、哈尔滨的接收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组织上也安排我负责接收，我从东北接收了吉林市二十八兵站，国民党医院。准备到天津去接收，我们还没下车就接到通知去郑州接收，在郑州成立了一个医院和几个所，工作还没展开，又通知去华中接收武汉，刚到武汉，又派我到南昌接收国民党中正医学院（现江西医学院），我就留下来没有继续南下，一直到离休。”

　　采访出来，我请曾老在外面拍了张体现他手负伤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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