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30日一早,我乘上了6:30分宁都前往瑞金的头班中巴车,来不及向温宁兴道别就离开了宁都,中巴车是严禁超载的,但乘10多人的坐位,出车站就超过20多人,中途还在往里挤,大部份是外出打工前往瑞金转车的人。8点多钟,车子到达瑞金,走出车站,二十六年前的瑞金印象不复存在,一个崭新的、新崛起的瑞金映入眼帘。
在车站门口我搭上一辆人力三轮车,请他送我去瑞金市民政局,三轮车夫穿小街,钻小巷,到达民政局时,我先行住下,放下多余行李,找到市民政局优抚科,钟运球科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介绍瑞金老红军的近况和管辖情况。
顶着38度的烈日高温,他带我前去市老干局,到达老干局,我两被汗湿了全身。老干局是一座新建大楼,还是企业家资助的。环境很优雅,老干局刘付局长接待了我们,当问明来意后,马上安排二科科长林有生陪我去采访,稍坐片刻,林科长骑来了自己的二轮摩托车,我坐在后面前往就近的老红军刘家祁的家。
老红军刘家祁是瑞金市家喻户晓的老同志,他经常去学校、工厂讲传统,他现居住的一层老式农家木结构房屋,生活简朴,为人和蔼。
他1913年出生在瑞金黄柏乡,1929年参加瑞金农民暴动,1930年参加青年团任黄柏渡头区委书记。
他见我和林科长进来很热情,用江西老俵特有的方式泡茶给我们喝,在交谈中,他多次提到与湖南周、钟结成三姓革命兄弟家庭的经过。
1934年9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刘老分配到红军九军团三师工作团工作,十月随军北上抗日,当部队到达湖南宜章地区时,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刘老在战斗中被炸伤了双腿,战友们用担架抬着走,经过湖南临武县,当部队到达兰山县田心铺的牛形村时,因敌人追剿迫近,不便于部队的机动作战,组织决定将伤员分散到当地老乡家中,交给每个伤员银洋七元。作为治伤,给养费用。因刘老伤势较重,无法行走,只有服从组织决定。同志们将刘老抬放在当地群众的一家厅堂里,部队继续前进了。
刘老喝了一口茶,想了想说:“我记得是1934年11月份,早上天亮了,我光顾四周,村子里无人,因为当时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当红军进村前,村里人都将粮食等重要物资搬上了山藏了起来,人也往山上躲了起来。红军离开后,约摸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当地国民党的民团来村搜查,有一个民团走进了周大伯家,看见我躺在担架上,用短枪指着我,想当即打死我在厅堂里,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周大伯当即跪在民团面前哀求说:“不要打死他,他是我亲戚,”接着民团在我身上搜查,没有发现什么证件,将我的衣服、鞋子等日用品全部抢走了。
民团走后,周大伯怕国民党再来,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便请了一个青年把我抬到屋背后的茶子山上躲藏起来,一躲就是三天三夜,在这三天三夜里,餐餐周大伯送饭、送水给我,国民党军队也走了三天三夜往西追剿红军。当部队走完后,村民将我抬回家,周大伯天天给我找药,洗伤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伤,我逐渐好了起来,这当中有附近村庄的如麦田,田心、田心铺,田家,李家冲等村群众来周老伯家看我,一是看看红军是什么样的人,二是打听一下红军是干什么的队伍。我抓紧这一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红军的宗旨,北上抗日的主张。经过接触,群众也与我亲近了,有的还送东西给我补养身体。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我初步了解了村庄的基本情况,这个村子是不满20户人家的小山村,有周、钟、黄三姓,周姓占一半。整个村庄很穷,没有一户富农,周大伯一家六口,以种地和加工豆腐卖为生。由于不能维持生活,将二儿子卖掉了,在周大伯家住了一个多月后,伤势有所好转,同村钟愿次的母亲是寡妇,与一个不满十岁的儿子钟愿次为生,她要我去她家养伤,她天天煎药,洗伤口,身体日渐好转,在此日子里我认了她为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毅然出去找生活出路,当时有一位宁远县的裁缝师傅冯赐发常来村庄做衣服,他也经常喜欢听我讲些革命道理,知道我是受了伤的红军,接纳我为徒弟,教我做裁缝,此后一年多来我一直与冯赐发师傅生活在一起。
1936年秋天,我提出要回家乡看看,冯师傅也知道我的心情,满口答应并大力支持和提供方便,并说:“此去好与家人团聚,回去瑞金坚持革命”。并帮助我回家做好准备,买了一套裁缝工具送给我,并说:“你可以一路走,一路帮人做衣服,赚路费”。
1937年春节后,我安全回到了老家——瑞金县黄柏家中,经过多方努力,四月份与游击队领导人钟德同志、温端星同志取得了联系,并继续以裁缝为掩护做地下党的工作。1937年9月经游击队党委批准,成立了黄柏区委员会,我担任了区委书记。
全国解放后,我与曾经救过我的湖南兰山县牛形村的乡亲们取得了联系,经组织批准,1956年10月,我回到了牛形村探亲,当久别重逢的异性父、母、兄弟见面时,大家热泪盈眶,至今,我与周、钟结成的兄弟情结还没有断,经常有书信、电话往来,相互问候。
最后,刘老深情地说:“至今,我还常常怀念周大伯、 我的母亲和牛形村的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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