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冯冀：为革命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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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冀（郑成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75个年头了。这位在抗战期间从延安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曾在新四军二师民运组工作，后任盱眙县穆店区永兴乡指导员、穆店区代理区长的贵州青年，是新四军的好战士、党的好干部、群众的贴心人。他为革命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用他短暂的一生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信仰。
（一）贵州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冯冀原名郑成诗，贵州省平坝县（今贵州市贵安新区马场镇新院村）人，1913年秋生，1933年考入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并参加了由我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读书会”。次年，他作为进步学生的重要组织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党支部”（简称“男师支部”）组织委员。1935年4月，任男师支部书记。他积极组织进步师生开展活动，宣传中共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欺骗宣传，利用油印小报宣传红军战绩，配合中央红军二、六军团四渡赤水,转战黔西，其出色工作得到了贵州省工委的高度肯定。红军入黔和贵州省工委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觉，也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蒋介石于3月24日飞抵贵州，亲自“督战”，10天内连续三次召开会议，亲自演讲，叫嚣要“合力剿共”，并指令将曾担任中共高级领导、后叛变投敌的陈惕庐（即陈资平，淮阴人）调往贵州任“肃反委员”，组成“贵州特务室”，建立“青年阵地社”，专门策划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活动。由于陈惕庐曾任过中共的高级领导，对中共地下活动的规律非常熟悉，不久便发现贵州省工委的踪迹。7月19日上午，陈惕庐带领大批特务突然包围了万宝街裁缝铺，将郑成诗和省工委书记林青等数十人抓捕。制造了惊震全国的贵阳“七·一九”事件，使贵州地下党和省工委遭受重大损失。
（二）在狱中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郑成诗等被捕后，敌人如获至宝,妄图从此打开缺口,彻底肃清贵州地下党组织。于是特务头子陈惕庐亲自审讯，对被捕的共产党员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进行严刑拷打和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在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面前,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杀害了省工委书记林青，将郑成诗等11人判处5年徒刑，投入监狱。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郑成诗没有丝毫惧色，义正言辞地斥责敌人。敌人对郑成诗动用吊打、针刺、电刑、老虎凳、钉竹签、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但也无法撬开他的嘴。敌人无计可施，便从肉体和精神上对他反复折磨，夏天，把他捆绑在操场的柱子上，炎炎烈日把他烤得浑身起泡；冬天，又让他站在冷风之中，冻得浑身发抖；生病了，不给治疗；伤口化脓，也不给上药。严酷的监狱生活，使他的身体受到严厉的摧残，开始是严重咳嗽，进而转化为支气管炎和肺炎，常常因咳嗽咳得出血。但郑成诗没有倒下，仍然坚持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
1937年9月，面临抗日形势大局，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在中共的呼吁下，国民党当局答应释放政治犯。经中共贵州省委和社会各界的努力，1938年1月11日，郑成诗等同志被释放出狱。他迫不及待地找到了组织，要求参加工作，经贵阳县委研究并报省工委同意，认为郑成诗的身份已经暴露，在当地工作存在危险，故决定派他到延安去学习。临行前，他对妻子冯莲珍说：“我要到外地工作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需要改个名字，我想就叫‘冯冀’，‘冯’是你的姓，‘冀’是希望，意思就是‘你是我的希望’。”郑成诗告别了妻子女儿，和其他同志一起，启程去往延安。
（三）从延安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
冯冀（郑成诗的化名）离开了家乡，跋山涉水，千里风尘，来到了日思夜想的红都延安。组织安排他到抗大培训班学习。他亲耳聆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在课堂上，他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军训时，他一丝不苟，刻苦训练；社会实践时，他走访群众，深入调查。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新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等著作，使他对革命有了新的认真，对理想有了新的憧憬，也更加增强了他为革命而贡献一切的决心。年底毕业后，他服从组织安排，被派遣到新四军部队，从延安来到安徽，先在六江县（今庐江、六安，曾一度合并为六江县）工作。1939年秋天，他又跟随罗炳辉司令所率的新四军五支队东进，越过津浦路，到达路东的半塔集地区（原属盱眙县，今属来安县），开辟了以古城、莲塘、旧铺等地为中心的皖东“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冯冀被安排在五支队政治部民运组（工作队）工作，和组长张明秀（罗炳辉司令的夫人）一起，在盱眙农村做民运工作，发动群众，成立基层政权。1940年3月，参加半塔集保卫战，粉碎了顽固派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并乘胜一举解放了盱眙全境。4月，“盱眙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为建立地方基层民主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冯冀分配到穆店区永兴乡担任指导员。他带领其他三位同志，背起背包来到永兴，借宿在群众家里，晚上在地下铺点稻草就当床，第二天早上再把被褥卷起来。他走村串户，了解情况，召开群众集会，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了乡政府，完善了乡政府和保长的建制。工作开展的很顺利。
（四）“永兴惨案”险遭敌人的残害
国民党顽固派韩克勤在攻击半塔集损兵折将后，非常恼火，他看到盱眙的县乡抗日民主政权纷纷成立，更是担惊受怕。便指令顽县长秦庆霖利用手中的常备十旅和反动地主道会门武装，发动反革命暴乱，企图破坏我基层民主政权。1940年7、8月间，先后在西高庙、四十里桥、泥沛、管镇等地制造惨案，残忍地杀害我革命干部，一时气焰嚣张。永兴乡的反动帮会头子也秘密串通三元宫的和尚心寒，准备在永兴乡乡保干部开会时下手。夜色降临后，我乡保干部陆续来到三元宫准备开会，敌人也悄悄地将三元宫包围的水泄不通。此时，敌人突然向三元宫发起进攻，将前来参加会议的9名乡保长全部残酷地杀害。冯冀因到穆店区汇报情况，还有3名同志因事耽搁，才幸免于难。冯冀见到敌人袭击三元宫，便掏出手枪，带领区小队顺着敌人的方向追去，当场击毙10多名暴徒。
此后，冯冀不顾病重，仍然坚持工作，他又发展了几名党员和10多名积极分子，使永兴乡的组织得以恢复，工作又开展了起来。
此时，冯冀的肺病越来越重，区委领导硬是把它送到设在古城的新四军二师卫生所，“责令”他休养治疗。可是冯冀总是惦记着乡里的工作，怎么也坐不住。刚过了元旦不久，便要求回乡。冯冀回到永兴后，想起快到春节了，便提笔给贵州的大哥写道：“弟的病确实是初期的肺病，最近在古城病院治疗了。我自从离开古城病院以后，就又到了永兴乡。现在一切还好，请勿挂念。”最后写上落款和日期：“弟冯冀上。1941年1月24日。”
（五）为革命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
其实，冯冀得的是肺痨病（即肺结核），但他一直隐瞒病情，没有人的时候，他总是捂住胸口，难受的连气都喘不过来。但一看到别人来了，马上便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是谈笑风生，竭力掩盖自己的病情。1941年5月，冯冀率领担架队，到车棚、田洼一线支援战斗。秋天，县里又在永兴乡搞“田亩查登”试点。由于冯冀的工作出色，1942年8月，组织上决定提拔他任穆店区代理区长。冯冀接到通知便赶到穆店街，立即投入工作。由于超强负荷的工作，又缺医少药，生活艰苦，平时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根本谈不到什么营养品，致使他的病情愈发加重，经常发烧不退，咳嗽不止。组织上多次要他去住院治疗，可他总是推辞说：“住院开支太大，我们现在各项支出都在节省，我怎能再让公家陡增负担呢？再说，我的病我自己知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抗一抗就过去了。”为了工作不受影响，他总是咬牙坚持，带病工作。他知道，盱眙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就在穆店区的马湖店，这是全县抗日的指挥中心，是全县人民的主心骨，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就这样，他每天走访所属各乡，了解情况，布置检查工作。
9月底的一天，他昏倒在下乡的路上。同行的县委秘书金戈赶紧把他背到附近一位老乡家。县政府医疗室的医生也迅速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并迅速将他送到设在古城蔡家港的新四军二师卫生部一分所，进行全力救治。区乡的干部都前来看望他，经他介绍入党的副区长杜永寿还特地叫媳妇做了双布鞋带给他，这使冯冀很激动，他拉住战友们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可能看不到打败日本鬼子了，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了，不能再继续为党、为革命工作了。区里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革命的路还长，我真想和你们一起战斗，把小日本赶出中国，迎接革命的胜利！”在场同志们都仍不住落下泪来。
由于冯冀的病情已到了晚期，救治效果有限。县政府、穆店区都派人前来照料、慰问。看到天气转凉，金戈特意带来一床被单，冯冀一再拒绝，他摇摇头对金戈说：“这个我可能用不上了，还是留给你们用吧，让它多发挥一点作用。”坚持不要，在医生、护士们的反复劝说下，总算把被单盖在了他的身上。卫生所的李德所长告诉大家：“冯冀在去年春天曾来这里治疗过，那时候就已经确诊是肺病晚期了。像他这样的病情，换做别人，早就不行了。可他还能坚持工作一年多，靠的是毅力，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一般的毅力啊！”
冯冀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可他才29岁啊！
冯冀同志病逝后，人们把他安葬在卫生所旁边蔡家港的山坡上，坟墓面朝西南，那是朝着他的家乡，朝着贵州的方向！
（六）迟到七十五年的家乡探望
自从1938年1月郑成诗离开贵州去延安，妻子冯莲珍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艰难地生活。由于特务的监视和跟踪，知道东躲西藏、远走他乡，后来在一座庵堂住下，自己出家为尼。直到解放后的1952年，冯莲珍才还俗。她一直坚信，成诗不会忘记自己，成诗会回来的。1980年，孙女郑娟在大爹家无意发现了郑成诗1935年在狱中的照片和1941年从盱眙永兴发出的书信，重新燃起了冯莲珍的希望。1985年冯莲珍临终前，又把女儿桂英叫到床前说：“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父亲，就是去世了，也要给我捧一抔土回来。他临走时改名冯冀，这份希冀我会永远守候的！”通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线索。1989年8月8日，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认定郑成诗同志为中国地下党员的批复》，正式认定郑成诗的党员身份，并确认郑成诗（冯冀）同志已于1942年底在江苏盱眙因病去世。
今年4月，郑成诗的外孙郑光启等一行，根据母亲郑桂英的意愿，千里迢迢从贵州来到盱眙，寻找外公的足迹和坟茔。今年101岁的马长英老人当年是穆店区“前线剧团”的团员，曾在冯冀区长的指导下编排剧目，他向孙光启讲述了其外公的故事。我也陪同他们一行寻访了冯冀当年工作过的故地，最后又来到西南山区古城集附近的蔡家港原新四军卫生部一分所的驻地，拜谒了西山的那片墓地。那联成一片的百十座坟茔埋葬着当年新四军因病因伤送到这里医治无效而去世的干部战士。他们虽没有留下姓名，没有被认定为烈士，但他们都是共和国的英雄，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郑光启不知道哪座是祖父的坟茔，就在墓地里捧了一捧土，用红绸布小心翼翼地包好，跪在地上，对着墓地磕了三个响头，流着泪深情地说：“外公，孙儿来带您回家了！您的女儿、我的妈在家等着您，我的外婆也在家里等着您呢！”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是啊，在当年的淮南根据地，有多少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又有多少因病因伤而去世的同志，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抗日、为了人民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将自己的忠骨也埋葬在盱眙这块土地上。我们后来之人，是否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