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马长英已是百岁老人,民国六年腊月十三(1918年1月26日)出生在泗阳一户从山东逃难来的人家。后因世事动荡,辗转来到盱眙县穆店街,靠一副卖布的货郎担承担起全家生计。后来参加抗日前线剧团,曾到黄花塘为陈毅等新四军军部首长慰问演出。解放后参加工作,入了党,在商业战线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父亲是独子独苗,现在已五世同堂子孙64人。父亲虽年过百岁,如今仍自理生活、关心国事,过问子孙的成长。
一、十五岁担起生活的重担
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青州府益都马家庄。民国初年,因欠下地主债务无法偿还,在风雪交加的大年夜,爷爷马树秀只身逃离家园,随着南下逃荒的人群,从山东来到江苏泗阳新袁集,先是四处讨饭,后来靠给人当挑夫、打短工、做苦力挣钱糊口。因老实肯干、为人忠厚,便被好心人家收留,从此落下脚来,还成了家。1918年春天,父亲出世了。爷爷奶奶想,我们不识字、家里穷,就是自己再苦,拼上命也要让孩子读书。就这样,父亲6岁那年便上了私塾。
但是好景不长,连年的军阀混战、土匪四起,闹得整天鸡犬不宁。当地的农户都无法过日子,哪还有外来逃荒人过的日子呢?爷爷没了挣钱的来路,家里断了生活的来源,父亲也没了上学的机会。刚刚上了一年半私塾的父亲只好辍学,跟随父母再次逃荒。听说三河南是山区,地多,稍微刨刨就能种点东西,歪好都能活下来。于是,一家三口过了三河,一路来到盱眙县的穆店街,这年父亲才9岁。好心的刘家看着可怜,便让出半间房子给安顿下来。靠着爷爷挑担卖布,四处赶集,日子总算还能将就。
也许父亲的一生注定充满坎坷。1932年冬至那天,家里正在忙着过“大冬”(冬至)。俗话说“冬大似年”,就是再穷,也总得准备点好吃的。正忙着,爷爷突然中风不语,找来街上的医生诊治,人救过来了,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15岁的父亲便一面打工讨饭维持生计,一面求医寻药为爷爷治病,在那兵荒马乱、艰苦困窘的年代,真的不知道要付出多少艰辛。父亲是孝子,爷爷卧床三年,父亲跪守三年。爷爷勉强能够下地了,可落了个半身不遂,嘴也歪了,手也撇了,腿脚也不能走了,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为生活所迫,父亲便接过爷爷的布挑子,靠着一根扁担两只筐,用瘦弱的身躯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1937年,在邻里的帮助下,父亲与母亲结婚了。新房是刘广新家借给的半间房子,屋顶漏天能看到星星;新床是借来的三条腿的破床,另一条腿是用土坯垫起来的;家里的所有陈设都是东一家西一家借来凑起来的;新郎的大褂子也是从朋友袁炳华那里借的;只有新娘的花洋布衣裳是新做的。没有酒席,只有几个相好的朋友邻居前来祝贺。
1940年5月鬼子下乡扫荡,父亲带着患病的爷爷、小脚的奶奶和即将临产的母亲,跟着乡亲们一起向南跑反。跑到旧铺的时候,母亲要生了,就在一户好心的农户家暂停下来,生下了一个女孩,这就是我的大姐培玲。
那时候卖的是土布洋布,都得要到南京去进货。从穆店向南跑到大厂镇,再坐船去下关码头,来回要三四天。后来南京被日本鬼子占了,进货更加危险,既要防鬼子汉奸,又要防土匪强盗。1941年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想赶黑早点回家,路上遭到一伙土匪打劫,被关押在一艘船上。因为下雨,到了御码头的时候,土匪上岸搬芦柴烤火。父亲看看四野乌黑,便想借机逃跑。就在搬芦柴点火的时候,父亲有意把点着火的芦柴撒在土匪身上,乘着土匪慌乱,转身撒腿逃跑,赤着双脚在冰雪地上一口气跑出十多里,才算逃过一劫。

二、抗战时参加前线剧团
日本鬼子1938年元月在盱城烧杀抢掠之后,不久便派兵驻扎县城。穆店离县城只有30里地,处于抗日前沿。盱眙县抗敌民主政府成立后,迁址穆店区马湖店,穆店又成为全县抗战的指挥中心。1942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由穆店乡党委成员刘广新牵头,成立了“抗日前线剧团”。父亲便与黄焰强、陆方、侯锦等进步青年一起,参加了剧团。由刘广新任团长,雷长春任军事队长,黄焰强任编剧兼导演。成员还有杨琴、侯玉兰、吴瑞庭、王学贵、齐扬升、杨万福等,大家满怀保家卫国、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集中到一起,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剧团虽是业余,但行动军事化,平时在家,一声令下便立即集中排练或演出,有时还帮助军烈属做好事。为了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剧团每到一处,就用从山上挖来的红土和成泥浆,在墙上书写大标语。大家都一心为了排好戏、演好戏,无私奉献,尽心尽职。
看到剧团条件太差,父亲便从家中拿来布匹,无偿给剧团做服装道具,还把家中稍微好一点的衣裳拿到剧团做演出服,为此没少挨奶奶的骂。看到演出时连布幕都没有,父亲便偷偷地从家里扛来两匹蓝洋布。奶奶发现家里少了两匹布,去找父亲责问。父亲对奶奶说:“你看人家到前线打鬼子,连命都献出来了,我们家献出两匹布还算多吗?我是独子,组织上不让我去前线,但是我不能不做贡献啊!”奶奶听了点点头,她是个明事理的人,明白儿子在做他该做的事,从此不再反对,反而支持了。
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会吹拉弹唱,编写戏文,是剧团主角,演什么像什么。在剧团主要演老生,像包青天、老法海等,是群众喜欢的演员,不过有一次演出差点被群众打。那一次是穆店街逢集,赶集的人络绎不绝。突然,一个小媳妇一边跑、一边哭,后面还有一个男人拿着鸡毛掸子追打,一下子吸引了许多群众围观。有的行人便拉住打人的男人,问那女子为何被打。女子便哭诉说自己原是童养媳,可是婆家把她当丫环使唤,吃不饱、穿不暖;长大成亲了,婆婆和丈夫又欺压她、打骂她,稍不如意便是拳脚相加,她实在忍受不了婆婆和丈夫的欺凌虐待。如此一一道来、泣不成声,听得周边群众无不同情。在场群众一把揪住打人男子,痛斥道:“这里是解放区,还能容得你们这样欺压妇女!”有的说:“这个男人太不像话,应该好好揍他一顿!”大家正要动手,那个男的摘下嘴唇上的小胡子,女子也取下头巾,向四周的群众深深鞠躬。原来那个男演员是我父亲,女演员是同街的吴瑞庭,大家一看,都笑了起来。原来吴瑞庭长相秀气,在缺乏女演员的情况下,就由他扮演花旦女生。这出《妇女要翻身》的“街头活报剧”太逼真了,大家都夸好。

三、军部慰问演出见到陈毅
父亲不是守旧的人,他在剧团里还推陈出新,在保留一些民间传统文艺形式的基础上,结合形势填上新词,灵活多变,使演出更加活泼。有时还在老节目的基础上改编创新,如当时盛行的《花姑戏》,就是父亲在“凤阳花鼓”原来单一敲鼓说唱的基础上加以改变,改为四人对唱,再加上剧情,像小剧一样表演,更加灵活感人。父亲还把玩旱船也结合进去,创作了《花姑闹船头》。为了能配合形势变化,及时演出新的节目,他们经常排练通宵达旦,第二天又赶去实地演出。
父亲还经常与剧团一起到黄花塘军部慰问演出。每次去军部,首长们都热情接待他们。有一年春节期间,他们在黄花塘连续演出3天,每天都是两三场。晚上只要汽油灯一点,舞台布幕一拉,不一会,台下就是黑压压的一片观众。新四军的部队文工团还和他们同台演出,举行联欢。有一次,周围村庄的群众来了很多,人都挤到舞台旁,影响了演出。这时,一个大个子首长站出来维持秩序,把部队挪了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给群众坐。一问才知道是陈毅军长,大家都很感动,演出也更认真、更卖力。还有一次演出之后,军首长上台和演员握手,还拉着剧团的演员向在场观看演出的三个外国人介绍,三个外国人都翘起大拇指,比比划划、又说又笑、连连称赞,军首长说:“他们是美国空军飞行员,前来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的。看了你们的演出,夸赞你们演出的好勒!”父亲和剧团的演员们受到军首长的表扬,又见到外国友人的夸赞,甭说多高兴了。可是也有遗憾,父亲说:“当时我扮演包公,整个脸上都是油彩,陈军长根本看不到我的模样。我只知道握手,激动的连声问候都忘记说了。”
时间过去70多年,父亲对这一幕仍然念念不忘、记忆犹新。2016年父亲99岁了,他对我们说:“我一定要再去黄花塘看看,再看看当年我们剧团为新四军军部慰问演出的地方,看看陈老总和军部首长接见我们的地方。”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国庆节那天,我们兄弟四人带着老人去了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看到陈毅故居,看到馆中展出的照片,老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四、在苦难中挺立的大树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父亲都是好党员、好干部,在各项工作中总是走在前面。解放后,父亲又把街道上的文艺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了穆店业余演出队,演《秦香莲》《珍珠塔》《水漫金山》等,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父亲带头加入合作社。公社化时,又调到公社任主办会计。为了搞好街道的商业经营,父亲服从分配,前去负责组建合营商店并担任经理。1960年号召居民下放,父亲带头报名全家下放到农村。1962年农村恢复生产,父亲按照组织分配,多次到宿迁、沭阳、海州等地购买山芋苗,实现以秋补夏。1966年文革开始,有人揪斗父亲,贴大字报、挂牌子游街,父亲没有怨恨他们,还是称他们为兄弟。父亲说:“人”字就是一左一右支撑起来的,不要埋怨和记仇,大家才能和谐。做人就是做一棵树,不论风吹雨打,都得挺立站直。大树站直了才能长高长大,枝叶茂盛。如果树倒了,不仅长不起来,恐怕连成活都成问题。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生活难以为继,尽管商店掌握着全公社农村的烟酒糖、小食品及日用百货的供应,但父亲从未私自拿过一粒糖果、一块肥皂回家,就连掉落的月饼屑也当成“公产”处理。一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我到商店仓库去玩,看到各大队下伸点的代销员前来领取月饼,那时月饼没有现在这样包装,当地做的月饼皮子容易破碎脱落,尽管小心谨慎,但还是有不少饼屑掉下来,收拢一下足有两大盆。闻着月饼的香味,我馋得直流口水。我知道,公家的东西咱不能拿,月饼是万万动不得的,但是这掉落的饼屑可以尝一丁点儿的吧。于是伸出小手,想捻一点点,突然手被打了一下。“别动,饼屑也是公家的。我是经理,我不能贪,家里人也不能贪。这个一点也不能含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父亲在阻止我。后来,按照商店的在职人数把饼屑平分,晚上下班的时候,父亲带回了一小碗月饼屑。当时家里上顿接不上下顿,能吃上一小口月饼屑已经很高兴了。
那时候父亲患有严重的胃病,胃寒呕酸,经常吐酸水,我们看了都很心疼。当时没有什么好药,就把生姜切成细末,再加上红糖炒,胃痛的时候吃上一口。父亲到下伸点检查,到外地采购,都随身带着。同事们劝他不要太劳累,可父亲从来没有因为胃病影响过工作。由于得到领导和群众的信任,从1956年起连续10多年,父亲都是县人民代表,经常受到上级表扬。在我们看来,父亲就是一棵大树,我们就是枝桠,子孙们就是枝叶。现在马家五世同堂、枝繁叶茂了,但都是从这棵大树上长出来的,没有父亲这棵大树,我们什么都不是!

五、父亲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父母1937年结婚。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是孝子慈父,母亲是贤妇良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父母一生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可谓是恩恩爱爱、白头偕老。2014年,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父亲还像年轻时候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照顾她,给她喂饭,给她洗脸,我们看在眼里,内心总是异常地感动。我们子女对父母行孝道,正是对父母孝道的一种传承。
1997年我调到宿迁任职,临行前父亲对他说:“你现在是县处级领导了。做领导的,一不能贪,要清廉;二不能懒,要勤政;三不能憨,要精明。否则当不好领导。”父亲常常告诫我们子孙:做人要诚善,做事要认真,做生意要童叟无欺,做干部要廉洁勤政,这是我百年遵循的信条,也是我们《马氏家训》的要领。有谁违背了这些,就不算是我马家的子孙。这些话,我们一直谨记在心。
今年是老父亲的百岁大寿,许多朋友都早早打招呼,一定要通知他们,到时候前来祝贺,讨个寿碗。可是父亲说:“百岁是大寿,当然要庆贺,但不要张扬,更不准铺张。我们是党员,得按照党的廉洁规定办,越是年龄大,越要做表率。”于是我们想起了父亲1977年六十岁,1987年七十岁,1997年八十岁,2007年九十岁的四个寿诞日,那时候都按照父亲意见,不请客、不收礼,只是利用春节假期,搞一个家宴。今年怎么办?还得听老父亲的。
父亲拿出1997年写的骈体诗《苦乐人生》的诗稿说:“我过百岁,不能成为乘机敛财的借口。我没有什么钱财留给你们,就把《苦乐人生》和《马氏家训》《马氏族规》合到一起印成一个小本本,作为我留给你们的遗产,也算我给你们的人生告诫。同时也作为奉送给前来贺寿朋友的礼品吧。”按照父亲的意愿,我们兄弟姊妹7人形成共识,把父亲的骈体诗、马氏家训、马氏族规,以及父母亲的老照片等汇编起来,印制了一本《苦乐人生》小册子。大年初三,全家五代相聚一堂,办了个简单的家宴,60多个儿孙依次给老人磕头拜寿,父亲则郑重地把画册一一交给我们。前来祝寿的朋友们拿到画册,都称赞很好,说:这不仅是马家的家训、族规,也是中华传人都应该遵循的传统美德和千年古训啊!
父亲笑了:“我有7个有出息的儿女,有50多个好样的孙子重孙,还有这几个叫我老祖宗的玄孙,我满足了!”是的,在父亲的子孙中,长子培文是江苏小教语文教材编审,县作协名誉主席,出版过10本散文集;次子培福是盱眙进修学校副校长,发表小学数学教学论文近百篇;三子培荣是省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宿迁市人大农经委主任,是知名的“三农”专家;四子培祥在省外贸工作,任国际贸易十部经理。在孙子辈中,有在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的,有在盱眙地税局工作的,有在部队任职的,也有的自办企业的,还有的在国外定居等等。子孙出息既是祖上的荣耀,更是父亲值得安慰的地方。
父亲对前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说:“我1958年入党,党龄60年了。现在我们家有20多个党员,算是一个大的支部了。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按照党的要求办,按照中华的传统道德做,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好!”翻开父亲写的《苦乐人生》,我们有更多的感慨。现摘录其中几句,算是对父亲的敬重,也算对自己的鞭策吧!
家风传承,祖训珍藏;千变万化,不忘典章。
忠厚传家,儿孙荣昌;世代和睦,家庭兴旺。
琢玉成器,炼铁成钢;宠儿无益,溺子多伤。
训诫严教,儿孙苦养;学为根本,知识无量。
群书博览,学海徜徉;求真求善,名嵌都梁。
贵在坚持,立志向上;尽心尽责,避短扬长。
奉公守法,弃污存良;勤俭富足,奢华必丧。
针土聚家,不羡华房;自尊自重,自谦自强。
心底无私,地宽天长;襟怀大度,容人退让。
卑微低调,不傲不狂;知足常乐,自趣安康。
人品第一,不卑不亢;光明正大,诚信坦荡。
除恶扬善,伪暗真亮;功名利禄,一时风光。
过眼烟云,不留心上;返朴归真,百年留芳。
上慈下孝,人伦纲常;谦和谨慎,仁义善良。
顺应天道,拒做魍魉;善恶有报,千古一样。
素面朝天,赤心向党;精诚团结,同划大桨。
抱朴守拙,不惧风浪;悲欢离合,人间寻常。
慎终追远,代代守望;马氏众亲,辈辈繁旺。
《苦乐人生》,常读常想;顶天立地,代代莫忘。
完稿于二〇一六年腊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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