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关心政治，喜好谈论政治，这一点也是尽人皆知。但是，当时就是个政治时代，一切都是要政治挂帅，要突出政治，毛主席就说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此之时，举国上下，凡正常人及不正常人都是关心政治谈论政治的人。那时分得不是很清楚，举凡思想的、理论的、历史的、凡是人的事情，都属政治，不属政治的也要做政治分析，也要政治化。政治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就是政治主导一切，这会儿谁要是不关心政治，不谈论政治，那他妈是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扣在网里，变成冤死的兔子。
但是，北京知青关心的政治，他们所谈论的政治不是这些。初下乡时，有外地的老三届，亲身的参加过造反抄家，夺权武斗。他们也就以此为资本，喋喋不休的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什么上海的曹狄秋、陈丕显。什么黑龙江的欧阳钦、李范五。这些北京知青听而不闻，那些人物在北京知青眼里就是村长。因为这些村长而生出的革命造反，夺权武斗，都是村里的狗打架。什么开动坦克，卧轨截车，都和政治二字沾不上边儿。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政治，但是政治能写在报纸上吗？你以为是资本主义国家呐？
政治指的就是不为人知的事情，是你看不到的那一段，政治就是宫中之事。至于后来转变成报纸新闻，那就是一堆大便了，随便你怎么看都行。但是排便的过程不可以看，谁看谁流氓，谁看谁违法。那排便的过程即是宫中之事。
北京知青所关心的政治，正是这种宫中之事，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自古以来，就有谚语说：要知宫中事，路边问倒听。北京知青都是倒听。北京知青道听途说的消息，随便一个消息传说，比你一个团长看到的文件尺度还大。所以北京知青相互聊天说话，说到这类政治，外地知青是插不上嘴的，而外地知青所聊的报载政治，北京知青又从来不屑一顾。
想想天下之事，无非是我知你不知，我先知你后知，峰层也是深明此义，所以那文件总要注明，此件传达至某某级。那时有话说：地主看报一一假积极。因为地主的政治地位最低，连看报纸都不配，地主看报自然是要争取进步，积极要求上进，但他是地主，要求进步肯定是假的！
试想就是看本书，看个电影，也讲究个先睹为快，人类最牛的是神仙，而所谓神仙，就是先知，有西谚：人类掷骰子，上帝偷着乐，也是这个道理。北京知青就占得了这个先机，能够知人所不知，再从已知推导出未知，自然处于居高临下之地。然这正是时代特色，时势使然，纵然有人眼红，也是无奈，正应了那句话，撒旦只有一个，其他的再眼红也只是夜叉而已。
但是，这里说得是这种优势的负面效应，一天到晚，牛逼哄哄，凡人不理，俗话不听。至使这十个人对这佳木斯是知之甚少，而这佳木斯市此时正是兵团的司令部所在地，车快到佳木斯了，相互问一问是谁也没来过，不仅如此，还有人以为是个县，有人说是个市，听哈市人说过，黑龙江省有四大城市，哈齐牡佳，这个佳就是佳木斯市。还听座山雕和杨子荣说过：我委任你为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那个佳也是佳木斯啊。反正不是很清楚，扯了一会儿淡，就来到了佳木斯。
佳木斯是兵团司令部所在地，我们是兵团战士，到了这佳木斯，本该有些崇敬，说不上三忠于四无限，像中国人民之于北京。但是该有一些尊重才对，总是司令部嘛，总是聚集了兵团司政后最高领导人的地方，要有点好念想。但是没有，这司令部的事情排不到政治上去。就是说在北京知青的眼睛里，这司令部里的人，从司令到最末级的瞎参谋烂干事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劳动力，和政治不沾边。所以下车以后，一边往车站外边走，一边瞎聊，除了共道士不说话，他比我们大几岁，而且是上海人，自然不会和我们一样胡侃。
先是齐航说：这司令部原来在哈尔滨，现在搬到佳木斯来了，这么个小破地方，名不见经传吗！看来兵团的地位下降了。地位下降了说明司令员不够官了，在哈尔滨市待不住了，那就到这佳木斯安营扎寨来了。
齐航接着说：毛主席刚批示那年，这黑龙江省立马乱了营，都不明白这啥意思？那时候黑龙江省主事儿的叫潘复生，也是调来的。他是革委会主任，是个中将。革委会一元化领导，他就是老大。毛主席一批示，他不敢怠慢，亲自充了这兵团司令之职，那会儿咱们一提兵团，都号称与黑龙江省是平级单位。证据就是同一个当家的。
我说：听哈市知青讲，这潘复生当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主任，真为老百姓办实事儿，办大事儿，哈市那时吃不上肉，一年到头吃素，所以这有句歇后语叫一一老道逮个虱子一荤腥儿。就是说市民的日子过得如老道，素的老百姓捉个虱子也要煮锅汤。这话有幸就传进了潘将军的耳朵里，就是说他也听说了。一郡父母，心急如焚，睡不着觉啊！下晚儿披了黄呢大衣，捏了红篮铅笔站在黑龙江省地图面前，看着三千多里大好山河，想着三千万素食百姓，那就是一个愁眉紧锁啊！后来想通了，不是绝对的没有肉，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那就全靠领导的行政艺术了。第二天开了个动员会，调研会，颁了新政，前面讲了许多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的话，后面是哈尔滨市民计划购买猪肉方案。主要内容是讲猪是有的，肉是有的，这点大家放心。以前计划分配不到位，耽误了一部分人吃肉，这是不对的。今后每人每月半斤猪肉，凭票购买。有关部门会把肉票印好，发给大家，大家就可以安心买肉，放心吃肉。没票的人不卖给他，就是我也不行，没票不卖。鼓掌啊，欢呼啊！阿姨说了，这下好了，俺家孩子把手指头都嘬细了。
潘复生将军有了这半斤肉的仁政，声望大增，那会儿也不流行叫潘青天了，哈市人民就亲切而尊重的叫他做——潘半斤。连北京的各省级领导都知道。
齐航说：那后来潘复生也折了，因为什么原因不知道，以前脑子里有点影，现在忘了。我这脑子里，上将以下的事儿记不住，没地方搁。后来是一姓汪的接了他的班。
我说：汪家道，原来的副主任，潘复生一倒，他就转正了，是个少将，他对潘半斤的仁政做了改进。因为潘半斤发下半斤肉票之后，市民拿着肉票买肉，一月之中，排了无数的队，聊了无数的天，相互之间聊得都无话可说了。手里还是半斤肉票，肉还是买不到，到了月底，肉票还是肉票不说，而且过期作废。此时才发觉这肉票发下来是让大家来排队的，来聊天的，来过干瘾的。于是骂声四起，骂潘半斤，什么潘将军好干部，什么计划分配新规则，原来是纸糊的屄忽弄大雀子啊！
潘下汪上，虽然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身兼着父母官，这郡百姓的日子还非得关心不可，汪家道搬进了潘将军的办公室，面对着祖国北大门的帝修反，一时的壮志未酬，难免的心潮澎湃。就也是披了黄呢大氅，握了红篮铅笔在三千多里的黑省地图前踱步，三千万人民的骂声是不绝于耳，要有办法解决问题。他想起毛主席的话。
第二天，他颁布新政，讲了要实事求是，肉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分配问题，通过前一段的实践来看，肉确实有个资源问题。所以，每人每月半斤肉的水准是不现实的，是缺乏了调查研究的结果，由此耽误了大家的时间，群众有意见，反映到我这里，我和省里其他同志对此事做了深入地调查研究。最后决定，为了让大家能切实的吃到肉，而不是一天到晚地拿着肉票排队买肉，所以改动了一下分配标准，由以前的每人每月半斤肉改为每人每月四两肉。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四两肉，是能吃到嘴里的四两肉，看起来比半斤少，要讲实在的话，这四两多于半斤。人们又是鼓掌欢呼，称他为好干部，并沿袭以前潘半斤的说法，热情地称他为汪四两。
齐航说：你怎么老说吃肉啊？吃肉是小事，就算吃肉是大事儿，也是老百姓家的大事儿。谁当司令也不缺肉吃，哪天都得吃个四两半斤的。再者了，人家都说黑龙江省是三千里江山，我听你老整个三千多里江山是怎么回事儿啊？
我说：我听说内蒙古有人闹事儿，中央就分了一块给黑龙江省了，布苏里那块地就是新分来的，你想啊，原来是三千里，再加上新分来的地，是不是三千多里啊？
齐航说：你这话听起来不像是学问，老像是胡扯。你知道为什么咱们兵团司令部从哈尔滨搬到佳木斯市来吗？我说不知道，估计咱兵团是又种地又打仗，得算是前线，兵团司令部迁过来，就相当于三大战役中所说的前敌指挥部。不能放在后方，问点儿情况谁也不知道，那算怎么回事儿啊。
齐航说：你说得也对，可那是说得打起来以后。这会儿的情况，知道节气就全知道了，还用从哈尔滨迁到佳木斯去啊？告诉你吧，是人的事儿，是人心的事儿，我这可是真学问，你好好听着，记住了，以后看问题用得上。
他这么一说，我惊得连连点头，那会儿学问都是跟人学的，人家愿意教你，你就得好好学，人家愿意告诉你，你就得好好听着。此时我就连声说：是，听着，记着。
齐航开始说：潘复生是中将，可着整个黑龙江省，就是这么一个中将。他是一元化领导机构的一把手，没有人不服，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啊！他倒了，走了。换了汪家道当主任，也是当这一元化领导机构的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归他管，包括这奉旨成立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汪家道什么军衔？少将！当初他是革委会副主任，现在转了正，变成了正主任，但军衔没变。这省里还有一名副主任，也是兵团副司令，军衔也是少将，汪家道现在是正主任，是兵团正司令。一切的都与众不同。唯是这军衔解决不了，眼前还有人与他穿着一样材质款式的黄呢大氅出入革委会、兵团司令部的大门。他看着这事儿，心里别扭，不平衡，又改变不了，好在老艳副司令并未分管别的工作，干脆为了眼不见心不烦，将那兵团都交与老艳一手抓了，让他自己一人做主，没事儿不用找我。条件就是，将这兵团的司令部连同司令家属以及一应机构，搬去佳木斯。省得看着闹心。
齐航讲完了，我也听完了。我只是在想，两个少将，还要整事儿，少将就是牙将。老灯以前讲过：少将就是牙将，就是犬牙之将，犬就是狗，犬牙之将就是狗牙之将，这中国也太大了！这么多的兵团战士，用个狗牙之将就领导了。
你别看这佳木斯市不怎么样，可是这城市就是傍着大江建的，什么大江，松花江。真是一条宽阔浩瀚的大江啊！这大江江面有几百米宽，水色黄绿，江面上停泊着大小不一的火轮船儿，江的一面靠近城市，似乎就是在城里。站在这一岸边，抬眼望向对岸，一片矇眬。江面太宽了，像我等这样的北京青年，也没去过江南，黄河长江只是听说。见过画上的，那都不能算，再怎么画得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我也不怕。这松花江水滚滚而流，就带着一股气势，这么一大河的水，老是在不舍昼夜的滚滚而去，我就觉得带走了好多东西，好多看不见的，我们也不知道的东西。能知道的，最起码是水吧，可是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水呢？
我知道人要住在有水的地方，建个村子也最好傍着个水塘小溪什么的，平日里取个水，洗洗涮涮都方便，更多的地方，吃用也是这水。但是要建个城市，通常都要傍定一条大河，人多了，水也要多。这样人才能繁衍生息，还可以借河航运，开展商业。还可能捕鱼捞虾。我还知道世界上的好多著名的大城市都有大河。至于尼罗河、恒河、以及两河流域的河，那意义就更为深远了。北京没有河，或者说没有一条像样的大河，能让北京人吹牛的大河，几条小河外加筒子河，护城河，基本上都是小毛沟子。但我是河边长大的人，除了我，还有老炮、明子、大君子我们都是河边长大的孩子。尤其是大君子，他住大厂的南门外西花园，房子后面就是清河，兄弟几个从家里后窗就能跳到河里去，每年夏天养一大群的鸭子。老炮、明子家出门直走几分钟就是河边，从小就如长在水里，每天估摸着大人快下班了，赶紧到水管子洗腿去。防备大人回来验看，大人只消用手指在你腿上一划，就能根据你腿上的白印判断出你是否下河了。验出来不用审讯，上来就是臭揍一顿。最后问你明天还去不去了，回说不去了，到了明天，还去。
那松花江靠城市的这一面的堤坝，斜坡下到水面，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全部都是用水泥石头铺就，隔不远处有砌好的水泥台阶通向水面，这一大片的水泥堤岸，一眼望不到边的长。就在这一大片斜斜的堤岸上，聚满了全城的人。现在正是八月上旬的黄昏，天晴得让人脸红，这佳木斯人就脸儿红红的倾城出动，不分男女老少的聚集在这堤面上，像是节日，但不是节日，就是让人看了，有一种说不尽的美好。
我们几个走到这江边，看到这景色，一下呆住。大江大船，满坡的人，各自干着自己的营生，有游泳的，捞鱼的，洗夜服的，看小孩的。玉奇林看得高兴，嘴里发出啯啯的声音。大伟子高兴，跑了好几圈才坐下来。嘴里叨咕着这儿好玩，这儿好玩。我也是一看到水就喜不自胜，对老炮明子说，先玩会儿，再吃饭，吃完饭再来玩会儿。没人反对，那就都坐下了，别人看了一会儿，说去那边转转，就走了，又剩了我们五个人，我看玉奇林那欢快劲儿，我就和他说，别和人瞎搭格，一会儿人家又不让咱走了，你还得留下教人说绕口令。我说你会说什么绕口令啊？就口口声声教这个教那个的。玉奇林说就是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那个，我说得溜着呢，教她们这帮人有富裕。大伟子在一边听见了，就一个劲儿地练这吃葡萄不吐皮的绕口令儿。练了几遍说：还别说，我说得有点门儿了，练会了我也能教她们说绕口令儿了，也能骗吃骗喝了。老炮明子说：就这破绕口令儿还他妈骗吃骗喝呢，别让人打出来就是好事儿。得罚你们俩唱歌跳舞。
饿了吃饭，爬上堤岸，横过马路，就有饭馆儿。依旧是坐下点菜，可是这儿的服务员都识多见广，司令部在这儿啊。平日里有的是司政后的俊男靓女到这江边闲逛浪漫，常来吃些酒肉，有些人都与这饭馆儿服务员认识，常来常往。北京话啊，骂人话啊，还有玉奇林那个吃葡萄不吐皮的绕口令儿啊，通通没戏。点了菜，明子出门去买酒，意思是买瓶白酒，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没买着。说：不光没有白酒，连色酒也没有，不卖，要用空瓶子换。就是你要买酒，要先交一个空瓶子，然后再交钱买酒。没有空瓶子，不卖！我说你和人家好好说说，就说咱们出门在外的，哪有空瓶子啊？跟人家说咱就在这儿喝，喝完了就把瓶子送回去，这行吧？明子说：你会说，你去吧。我转圈问了问，谁都不去。玉奇林都不去，还说他怕拍花子，我知道他还是有怨气，他怨我拿拍花子吓唬他，没能留在绥化。
最后只好我去，我问明子远吗？明子说就隔一家，就是商店，不远。我站起来就去了，出门拐弯儿就到了，商店里没客人，也没看见白酒，柜台上有个女售货员。看年纪也就是和我差不多，我走过去就说买酒。她说：瓶子呢？我说：什么瓶子？我是买酒，不是打酒，要瓶子干什么？她说：买酒也要瓶子，要拿个空瓶子来，才能卖给你酒，咱家就是这样儿，到酒厂进货也要瓶子。没瓶子不能卖，才刚你们的人没跟你说吗？我说没人说，没听说买瓶装酒还要瓶子。她说：没瓶子就是不卖，你没听说也不卖！
我看她有点烦了，我也有点儿烦。可是我不能回去啊，那几个等着看我笑话呢。再说这也耽误不了喝酒，拿俩碗过来就办了。我这心里还有一个事儿呢，一会儿他们要问我约的人在哪儿呢？我还得编瞎话。我想好了，我得把酒先买回去，然后再聊别的。
我想到这儿就和那售货员讲：这么的吧，你卖我一瓶酒，我喝完了把瓶子给你送回来，行吧？她说：你说话算话吗？你不送回来我咋办？我说肯定送回来，哪有大人骗小孩儿的道理？她说不卖了，送也不卖了。我说我的意思是说哪有男人骗女人的道理？说急了就说错了。最后商定，买回去一瓶酒，倒出来就把瓶子送回来，先送瓶子再喝酒。我买了酒回去，倒在碗里，回来送瓶子的时候，我问她刚才怎么知道我们的人来过？她说北京话一听就听出来，我在这儿站着，早看见你们几个人了，我早知道你们会来买酒。我觉得她挺聪明，谁知就脱口说出来了，我赶紧走了。
吃过饭后还要到江边去坐一会儿，觉得酒喝的有点不过瘾。大家就想再喝一瓶，还要我去买。那我只好去，就说再来一瓶，喝完来还瓶子，那小售货员挺痛快就卖给我了。回来受到表扬，去到江边，才知道他们从饭馆儿顺了两个碗，那就简单了。把酒倒在碗里，我就拿了酒瓶说先给人家送去，别晚了人家下班了。老炮和明子也要和我一块儿去，要逛逛商店，看看有什么货物。我们到了店里，他们俩瞎看，我去还瓶子。她说这么快啊？酒量挺好呗。我说倒碗里了，还没喝呢，怕耽误你下班，先还瓶子来了。她说：不急，我都想好了，要是你不来还呢，我明天就从家里拿个瓶子来给你补上。我一听这话，心里有点感动，我就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突然她就脸红起来，像是要喷出血来那么红，她就用双手捂了脸转过身去。我不明所以，还站在那里看着她，老炮和明子拉着我就往外跑。跑过马路，二人问我干什么了？我说：什么都没干。又问我跟人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也没说啊，人家说咱们今天还不了瓶子，她明天从家里拿一个来替咱们补上，我就说谢谢她。老炮说那人家那脸怎么那么红啊？我说我不知道，她还真是脸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哥俩又开始说我学坏了，越来越像真流氓了，又说我是在布苏里跟六连人学坏了。最后老炮说：咱真别学坏了，咱就是真要学坏，咱就是学打家劫舍去，也别学跟女的耍流氓。
到江边，还有一碗酒，我们就喝着聊着，我们对着大江，就聊清河，聊清河的水闸，聊清河的美人桥，聊清河的死河弯，我们觉得其乐无穷。
最后他们问我约的人呢？怎么还不来啊？我说可能来不了了，咱们先走吧。他们问还等不等他啊？我说不用，我说约的就是佳木斯碰头，碰上了就一起走，碰不上头就谁先来谁先走，各走各的。老炮和明子想了半天，说你丫这算约人吗？我就笑了。
我知道，玉奇林对我是怀恨在心。
天渐渐的黑下来，堤岸上的人们陆续离开了，堤岸上静下来。街灯不亮，我们像是在黑夜中，此时只可以看到停在江心的大火轮上的灯光。我们意犹未尽地站起来，要到火车站去了，虽然离开车时间还有几个小时，但是总不能坐在黑夜里吹江风吧。
我站起来，大家依次站起来，走上堤岸，穿过马路，向火车站走去。
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人人都知道，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要转乘兵团的汽车了，旅行要结束了。等待我们的是个新地方，旧活计。新的人，旧挑战。
火车站的小广场上有个纪念塔，我们看到这里有松花江，我们也就自然的以为与哈尔滨的一样，是个防洪纪念塔。其实不是，这是一个纪念苏联红军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出兵进入中国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关东军的塔。塔的顶端是一辆苏军的坦克，倾斜着车身高速前进着，一看就是在奋勇杀敌。不远处还有一座雕像，一个解放军战士和一匹马的故事，那战士似乎是叫刘英俊，天黑了，看不大清楚。英雄太多了，早先有雷锋，后来又有了王杰、门合、刘英俊、蔡永祥、年四旺、麦贤德、金训华、张勇……多得数不清了，据说那就是个英雄倍出的时代，我觉得我现在识字越来越少了。
进了站前广场，人多热闹，外边凉快，一般不去候车室。有人问我还找那哥儿几个吗？我说咱们找个地方歇着，碰上了就一块儿走，碰不上就各走各的，反正明天到了福利屯，还得坐一辆车。但是我心里有数，我知道他们几个准是待在苏联红军纪念塔下面聊天，别的地方不可能，那塔在广场中间，南来北往的人都是在塔的前后左右过来过去，塔下人少，成伙儿的知青一定会在塔下。果不其然，共道人、齐航他们几人就在塔下聊天，正在聊南方知青逃港的故事，而且聊得挺热闹。
见了面，打了招呼，我也加入聊天。这知青逃港的说法有点不准确，我说不准确，是对比我听说的、我看到的不准确。因为我在北京住的那个厂子里，有个年青徒工，也是从上海迁来的一九五八年徒工，酷爱游泳，游得也确实比别人好，身体也好，就是出身不好。一九六八年他就逃港了，人们说他练游泳就是为了逃港，去香港找他爸爸。但是他运气不好，主要是路径不熟，也缺乏同伙儿，最终被我英勇边防战士的英勇狼狗撵上拖将回来。审讯而后，作了笔录，签字画押，押回北京，罪名叛国。再者我也听说过逃港的不光是知青，老帽儿也逃港，知青好像还是跟老帽儿学的，要有人带着，逃去那边儿才能活下来。可是这种事儿只能是听说，报纸广播里是没有的，因此也就没个准信儿，没个准信儿才值得一聊。这事儿虽也是个话头儿，严格说也算是政治，但是就这信息的传播量来讲，上海知青比北京人知道的要多，我以前知道的也都是从上海知青那里听说的。因为懂得少，说话就冒失，我问他们逃港干吗？这对咱们就是没用。你逃了，成功了，可他妈上哪儿领工资去呀？没钱就还得回来。共道人一听，就知道我是个棒槌，他们就闭口不聊了，光是笑。齐航说：你傻啊？你那工资是别人发的吗？你不干活试试，看看还有没有人给你发工资？那工资不是别人看他妈你长得好看发你的，是你自己干活儿挣得，在这儿能干活儿挣钱，到香港还是能干活儿挣钱，就是挣得比这儿多些。我此时还是没想通，不知在香港干活儿能多挣多少钱，我想象成钱多得花也花不完，我那时还不知道钱和资本的关系，也不知道为了别人，但我会背《为人民服务》。
齐航他们开始聊马思聪了，马思聪是个中国的音乐家，还是个官，受不了红卫兵的打，太疼了，夫妻俩双双逃走了，先是逃港成功，后辗转去了美国，齐航似是很了解，说马思聪现在正在美国酒吧里面拉小淫调儿呢，挣点小费养家，可能早就后悔出逃了。这话茬儿我听说过一次，说是周恩来出访时，在海外遇到张国涛正在街边卖布头儿，看到周恩来，有点不好意思，慌忙躲入路边店铺，但是人民的好总理目光如炬，早已看在眼里，找到他，给他讲了政策，劝他回国做些工作，做个工人也比摆小摊子卖布头要强。但是张国涛终因不好意思，没有回来，不久就后悔死了。
共道人和齐航见我对海外一无所知，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共道人就先退后几步坐在了地上，齐航转向我，他说你谈问题东拉西扯的，最后都能扯到吃肉上去，这不算是真学问。我就给他讲了肉食者谋的道理。他想了想说：就算这是学问，也是腐朽落后的学问。但我还见过一个你这样的人，会讲曹操的《龟虽寿》。
夜凉了，广场上的人避入了候车室，候车室人挤人，打嗝放屁，空气污浊。我想起文天祥《正气歌》序中讲到的人气，我想，文山说的人气，八成就是指这人挤人的候车室中的尿骚屁臭。我又想出去，大伙儿说天凉了，别冻着，忍会儿吧。
在绥化我捡到了半条扁担，这扁担看上去已是用了多年，而此时就是从中间断了，齐刷刷的断成两截，我就捡到了其中一截。出门带扁担的人，一定是为了挑东西，扁担挑断了，一定还是有好多东西要挑，是家当吗？还是孩子？总之，一定是个无奈的难民。
我捡了这半条扁担，拄在手里做拐杖用，出入各处，手里拄着半条扁担，就显得很得意，很潇洒的样子。大伟子看了眼馋，总是和我争，我就让他拄着。大伟子比我个儿高，他拄着扁担要弯腰，因为那扁担有点短，所以更多的时候，大伟子是提着扁担或是扛着扁担，这就显得很威风，像是个掮了水火棍的衙役。
进了候车室，他把扁担还了给我，可能是觉得人太多，拿条扁担不方便。我接过来就拄着，没觉得不方便。我们看到一个光头大汉打一个孩子，那孩子有个十岁出头，被那个大汉几巴掌打倒在地，声也不吭，那血就从他的鼻子、嘴里流出来，在地上，慢慢地流了一大滩。有人讲那孩子是那大汉的儿子，却不知为了什么下此狠手，看来那汉子是遭了难处，要不怎么舍得这么打孩子？这是作孽啊！再看那汉子，只一味地低了头叹气，全不管那孩子趴在地上流血。
大伟子挤到我身边，要我把扁担给他，他要揍那大汉一顿，我不同意。问他为什么？知不知道那是父子俩，大伟子说：这么打孩子，下手太狠了，没人性！我说怎么算有人性啊？给Y耳朵砍下一个来，是不是有人性啊？大伟子一听我说这话，就说你丫没劲啊！这会儿说这话，这能一样吗？我砍那孙子是上海人，又不是我儿子，砍了他算什么没人性啊？我不砍他他砍我，我砍死Y的都不多！大伟子的第二个大过，就因为砍下了一个上海知青的耳朵，不过只砍下了一只，一只也是记大过处分。
父子就可以这么打吗？这世上因你俩是父子，就没人干涉，那就可以这样打他吗？或许那孩子真是让大人为难了，那你就这样打他吗？别人不管，你不怕失信于他吗？男人对儿子的失信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男人对一切人的失信都是一件常可怕的事情！
我想起我小时的一件事情，六十年代初，那时要发点心票，每人一张，是半斤，买时交三两粮票和钱，可以买四块点心。父亲当时在劳改农场就业，他每月都有一张点心票，他就买了点心，但是自己不吃，他是做医生，所以他可以把一月的休息天攒起来回家一次，每月回到家里，这四块点心就是送给我们兄弟们的礼物，我们兄弟四人每人一块，妈在他回来时总要做两个好菜，父亲就座了喝酒，他能喝一两酒，能抽一根烟，他说这都是四九年以后学的，以前的半辈子，他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时我们兄弟就围坐在桌边，吃点心，叫爸爸。他即得意非凡，这也是我幼时家里少有的好时光。
然而一次他回来就很郁闷，虽然他依旧带回了点心，家里也依然是有菜有酒，有人叫爸爸。但他就是长吁短叹的高兴不起来，妈问他，他就说了，是单位里有一个人，见他总是买了点心不吃，就说你不吃，干脆给我吃了吧，父亲说我是留给管我叫爸爸的人吃的，谁知那人就一迭声地叫了他数声爸爸，然后就还是要吃点心，父亲不给，说是给儿子吃的，孩子小，盼望着我带给他们吃的东西，没有别的，所以不能给你，那人就还是要，不给不行，说话说得难听了，父亲就狠揍了他一顿，打得他直哭。父亲由此不知自己做得对错，所以高兴不起来。
妈听了不高兴，就数落他说：我们每人每月都有一张票，哪里就缺你那一份了，你就给了他，当个玩笑算了，你倒好，在外边失信于人，你不知道你在外面失信于别人，在家里也等于失信于孩子吗？你怕失信于孩子，你给了别人，孩子会怨你啊？再说了，又打架，又打人，这野蛮改不了，孩子能学好吗？这就是失信于孩子。
父亲从头到尾也没分辨，也没说话。但我知道了失信是大事情。
这趟车是开往双鸭山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两小时的车程，上车后暖和，就都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有些麻麻亮，我们就到站下车了。福利屯，真是个屯。只觉得是个屁大的地方，街上行人很少。也许是太早了？天上阴阴地，下着一种雨雾，能让人身上脸上都潮潮的，但又不是雨。
这一带虽然还没有到真正的兵团，但是已经可以算是兵团的地盘了，这前面有十几个团，都要在这福利屯与火车交接，铁路运输要到这里转汽车，然后沿着一条公路开向荒原深处，那荒原就是所谓的三江平原。这三江平原大多是兵团地盘，因为大多处荒无人烟，
那公路算是国道，就叫个二抚公路，又烂又长，它能穿过三江平原，直达边界。那边界上有个县城，叫抚远。江是黑龙江，江的对岸，是罗刹国，那时叫苏联。我们的目的地到不了江边，因为越是靠近边界，政治要求越高，可我们连团员都不是。
找到福利屯的兵团转运站，就可以看岀兵团的气势，一排排的解放卡车，别的地方你看不到，没有，当地人最好的交通工具，马车。交通基本靠走。
听说是一师又有人到了，有人张罗，问我们去哪个团？共道人可能是联系人，上前与人交涉，好像出示了介绍信，感到又找到了组织，有条汉子指了指一辆车，他是司机，他让我们吃点东西，上车等着。我们就去吃点东西，发现这地方是真他妈穷，只卖油饼。
我们在二队出来时，能报销的票都报销了，欠我们的粮票也都领了，所以此时有钱有粮票。没胃口，我就一气买了几十个油饼，热的，与别地方的不同，好吃！这帮人又不解，看我好笑，说我就是个饿死鬼托生的，我天生就是一个搞后勤的人才。
安排停当上了车，司机也打着饱嗝儿回来了，逢人就打招呼聊几句，走了半天走到车边，我们问他要几个小时能到团里？他讲怎么也得十几个小时，我们说那你丫的还不快走，瞎聊个屁呀？那司机斜着眼看我们，但还是开车走了。
这熊地方该出太阳了也不出，坐在车上还是如那清晨时的雨雾，永远让你是湿湿的。这天是八月十日。我下乡那次乘坐汽车，是四年前的八月十七日，那次也是在清晨乘了卡车离了北安去二队，天也是这样下着蒙蒙的雨雾。后来因为道路不通，我们被卸在了团部，东方红送我们过了河，我们走上了金龙岗，天还是下着这蒙蒙的雨雾。几天之后，那浅浅的一道水里，就淹死了一个知青，四年之后，我还建在。
车一会儿就开出集镇，开入了荒原，没有过渡，像是一下子掉入了荒草甸子。一望无际，换个方向，还是一望无际。心里真有点含糊，这是什么鬼地方，没有太阳，没有人，一望无边的荒草甸子，天压得低低的，四面都是地平线，世界变得很小很小。
我有些担忧，我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条件肯定是不如老团，哪还有去布苏里那样的好事儿啊？可是眼前看到的这一切也太离谱了吧？现在是麦收时节，怎么说也得有麦地呀！也得有庄稼地有连队啊？这是上哪啊？这是什么地方啊？我又警觉起来，我想我可不是女人，我可不能让人骗上花轿就一直抬进洞房了！门儿也没有，我立刻和哥几个说，要尽快搞清楚我们行进的目的，不能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让人拉着走。哥几个定计，要找个理由停下来，审审这个开车的，弄点情况。
过了中午，天放晴了，人也精神点了，也饿了，开始吃我的油饼，他妈的尽是表扬我的话，就连清华附中那俩小孩儿都和我熟了。都觉得我胡说八道，常有先见之明。渴了！
渴了，运气好得出奇，渴了路边就有块瓜地，差点把司机驾驶楼子给敲碎了。吃瓜，吃瓜，这就跟《西游记》里的事儿那么巧。那司机停了车，我们跳下来，直奔瓜地，我见司机叨唠，我问他叨唠什么，他说你们轻点敲驾驶楼子，敲坏了你们赔吗？我说不赔！先吃瓜，瓜农是个老头，讲瓜是兵团的瓜，报了番号，一人三毛钱随便吃，瓜棚前有一大堆西瓜，不许下地里自己摘。行，先吃起来。
吃了瓜，找司机问清了情况，心里踏实多了。这兵团有这么好的瓜，有这么大的一块瓜地，那就说明这地方还行。哪有没有庄稼地，光有瓜地的连队啊？吃瓜时聊吃瓜，讲这瓜地不能有蒜，如果瓜地有蒜，有那内行的吃瓜人，将蒜砸碎糊还肚脐眼上，那就是吃一天也吃不好，瓜地就亏了。吃瓜没吃多少，就说每人三毛太贵，司机吃瓜不要钱，那时交通条件差，车少，司机都是贵人。剩下我们十个人，每人三毛就是三块！还真有点贵，于是又要打条子，就是红军那种条子，等革命胜利了，加倍奉还，瓜农老头不同意。那就砍价，反正三块不行，大伟子爱吃瓜，也爱吃西瓜，就是不会吐籽儿。急得丫够呛。我们都砍到一块五了，他还没吃好，还在那儿扣籽儿呢。我们排着队往瓜地外边走，上了公路，开始上车，我回头看到大伟子还在那儿吃呢，我就大喊了一声，我说大伟子你快点儿，吃完了给他一块钱。那老头儿看着大伟子吃瓜急得慌，又不敢催他，就问他，说他们和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大伟子一边吃一边点头，那老头儿说：你都听见了，他们说什么了？大伟子吃完瓜，扔了瓜皮，用背心擦了嘴。大声对老头儿说：他们说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回头就跑了。
车开了，每个人都开怀的笑了，我们觉得我们像一个集体了。
车驶向了我们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