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忆起来,如果说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是在人间四月天(穿衬衣)来的,在同年11月份(穿着棉袄)走的,只停留在战国时期,光顾打仗了,没有春秋时代,没有一点点快乐是不对的。


        有,是《小花》出现,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像陈冲,母亲门上贴的是她的像(门神),我的本里有她的照片,家里到处都是她的画像。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她,因为我看不见自己,就是镜子里的自己,也是经过折射的,不完全真实(比如闭眼睛,你就看不到自己,但别人能看见你的睡态)。我不喜欢她的演技,疯疯癫癫的,幸亏眼睛还马马虎虎会说话。她基本上影响了我的一生,她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以后再说)。


        我那时羡慕她,羡慕她的运气,我那时就像一棵小草,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于无声处》。


        这天拿着别人送来的招待票,我到厂俱乐部去看了一场歌舞晚会,是一群犯人演的,全是流氓犯。我坐在前面,仔细瞪大眼睛看着,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台上那些声情并茂的全是男的扮演的《拉兹之歌》《吉米来吧》。我现在想,那时的我和犯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当我被那个无耻的男人抱住时,他碰到我胸脯没有,占我便宜了没有,我忘了,我当时真想一刀给他个透心凉,我最终克制了自己,是因为我替他着想了。他可能看我和母亲顶嘴不像话,出于正义,要帮母亲出这口恶气,放倒他,他的三个女儿怎么办?我怎么面对那个叫燕子的女孩,是这些平庸的想法,制止了我的高尚行动,让我和监狱咫尺天涯。


        父亲对母亲唯一欣赏的是,每天无论多忙,多累,脚一定要洗,一定要洗干净脚才能上床,不知道它对大脑有没有好处。我那时不愿与他们一个盆,夏天在水池子里用凉水一冲,冬天往开水瓶里兑点水(现在每当我路过咖啡馆,每当路过巴斯克林专卖店,我就想买,我想送给母亲,她一定会喜欢(洗脚是我家的保留节目,光荣传统,是规矩,家规)。


        父亲病了,他不能不病,就是铁人、钢人,就是王进喜也多余。有半夜催命的电话铃声,有母亲的尖叫,有家里没完没了的纠纷,父亲不知该怎么办。也许他已意识到他越向着我,家里就会越乱,是不是应该改变方式。但明知母亲在欺负我,如果他再不向着我,会要我感到受不了。不知该怎么办的父亲在一次工作中突然晕倒,被直接送到医院,我奉命前去护理。看着父亲黝黑得像焦裕禄似的脸,我心里挺怨他。


        我听母亲说,父亲在医院工作,有一次下班后,下了火车就蹲在路边,累得连家都回不去(也许是母亲叫他心有余悸),是别人给搀回来的。想到这里,我就挺闹心的,我就和母亲一样有些怪父亲,也没谁多给一分钱,这么拼命干嘛?又是一个副处,何苦呢?就不会推一推,干嘛呢?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在弄了一身病。医院是烂摊子的时候,派你去,等楼盖好了,唐山大地震的伤员处理完了,理顺了,又把你调回公安处。一万多人的大厂,全国各地的牛鬼蛇神都有,你又为这些人伤神,生怕国家财产在你手上出差错。哎!你就不会找个轻松自在的地方,跟领导说说,自己身体不好,照顾照顾,找个上班喝喝茶水,看看报纸的地方?


        我正在信马由缰地想着,大夫来了,大夫怀疑父亲脑袋里长了个瘤,准备给他穿刺。父亲躺在床上,雪白的被单盖住了他高大的身躯,只留下一个脑袋,没了往日的威严与高大。父亲在那一刻流泪了,像小孩似的抽泣。他怕穿刺,留下后遗症,瘫在床上,没人照顾,这对性子刚烈的他来说,怎么受得了?他怕疼,据说是万箭穿心,因他不准备上麻药,怕对脑子有刺激,对工作不利。父亲在哀哀地想着,迟疑的时候,我一句安慰话也没有,一点同情心也不具备,都是自找,谁要您不为自己着想,整天就知道埋头工作。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父亲,看着别人把父亲推进手术室,然后机械地去取药,划价,干着我闭着眼睛都会干的事。


        父亲穿刺了,很成功,但没检查出毛病来,这就意味着白穿,父亲很着急,人不怕有病,就怕找不到病源,确不了诊,无法对症下药。虚弱的父亲看着若无其事的我,不时恍恍惚惚地看着窗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想到平时那么向着我,在他有病的时候我却这个态度,就很恼怒,反正有病的人格外烦躁,况且又没确诊,他便吩咐我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支使来支使去,把我弄得团团转。当我在病房里像个陀螺似得旋转不停时,我突然火了,谁要你整天在酒缸里泡,现在迁怒到我头上,我还不知道跟谁发火找谁算账呢?在父亲无理的支配下,我突然甩手不干了,我说我想回去,马上就走,说着,看都没看父亲一眼,一路狂奔几十里,爬山回到了岛里的家。刚坐下,电话就响了,护士问我妈是不是平安到了家。


        父亲沮丧了几天,后来很乐观,没检查出来就说明没病,看别人出院了,他也按耐不住要走。大夫说你还要待三天,我们还想全面给你检查一下,父亲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坚决不配合了,不再合作了。来看他的同事跟他说,还是住两天吧,你看xx最近又去世了,老住院的人,养病的人反而不容易出事,而从不得病的人,一住院就可能完了。父亲却说,人怕呆,一呆就完了,我得出院,我已决定了。


        当我和父亲拿着开水瓶拿着保温杯一前一后走出病房时,我一是庆幸父亲没什么大病,二是庆幸父亲并没有因为我跑了这件事儿责怪我,这反而使我不安。也许长时间泡在医院,当我们走出医院,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的我们,感觉特别好,反正出院总是叫人兴奋。当我坐在接父亲出院的车上,奔驰向前一路前行的欢快,让我感觉自己好像也痊愈了,也有一种要出院的感觉。


        这是我最近距离接触父亲的一段日子,也是和父亲单独相处最长的一米时光。当我面对面和父亲相处时,我觉得父亲比母亲宽容得多。他毕竟是男人,不像母亲一遇到事就想不开,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大做文章,非得把你整出屎来不可。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宽容的力量,我觉得宽容能使我在这个家可以待下去,宽容能使房间面积无限扩大,有了宽容即使蹲在屋顶,睡在房檐下也不会难过。因为身体虽然委屈了些,但放心的地方却是宽敞的,人只要心放下了,人也就安顿下来了,安静下来了。这时的我,因为父亲的原谅,让我感到一种亲,一种亲切,有了一种想亲近父亲的感觉。这种亲情和亲和力使我很想痛哭一场,然后痛改前非。


        也许正因为父亲没说我,当我看到父亲忙着上班,我会想到父亲只住了十天院,便着急要出院,是不是怕工资受到影响。一大家子人他是顶梁柱,他不能待着,所以,不顾自己身体是否安康,便着急要离开医院。我不由得有些泪眼朦胧,朦胧中我想把窗户擦一遍,把衣架整理一下,是不是包顿饺子给父亲一个惊喜,我在心里盘算着。


        当我独自在案板上切面条时,我在想,其实包括我,家里所有的人都有毛病,我们全病了。如果我是母亲,我也许也会疯。人也许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有很多事就可以解释、理解了。


        父亲今天要去锦州办事,他看着整天闷在家里的我,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提出要带我去散散心。路过锦西的时候,他说锦西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县城。我在路上吐了个底朝天,也许在家憋得太久,一出来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这一声吐,是把过去积压在心中的积累在胸中的东西全吐出来了。这一声吐,也意味着过去的我太压抑了,现在想把过去的一切全给倒出来。我吐了,相当于我哭了,我还没有一定的表达能力。我吐了,也相当于我终于开口说话了,它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着我开始起死回生。它像一个前奏,暗示着我身体的某一个通道已经打通了,即将开始运作了。


        好不容易坚持到了锦州,下了车的我蹲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了。父亲办完事,看我还在那垂头,低着脑袋,便和司机一起去给我买雪糕。当我看见父亲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一个并不炎热的季节给我买了一支小小的雪糕,看着大个子父亲举着一支三分钱的雪糕向我走来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感动。当我接过雪糕,接过父亲亲手给我买的、亲手递给我的雪糕,虽然它是凉的,但我却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打开冰棍纸果然有热气冒出)。我感到了父爱,特别是当我看见父亲着急的样子,一个劲地说:“压一压,压一压。”我便有了鸟回到巢,真切地痛切地产生了回到亲人身边的感觉。


        当我连吃了三根雪糕,情况有所好转时,夕阳下,流光溢彩的夕阳下,我看见父亲的司机,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在那冲洗我的遗物,不怕脏不怕累,并且一再坚持要等我不晕了再回去。哪怕此时已是黄昏,我就会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想重新做人的冲动,要不然对不起父亲,对不起大众。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呼呼大睡,我好像找到了家,父亲就是我的家,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放心地大睡。“我不能再怄气了,我不能再顽固不化了,不能再对抗下去了,父亲对我这么好,我要融入这个家,还要融入社会。”我好像找到了生命的源泉,我好像身上有了力气,浑身有了力量,有了劲。这时坐在车上的我,感觉真好,坐在车上的人永远是向前的,向前看,不颓废。


        当我有些兴奋地三步并作两步蹬上楼梯时,父亲接着又去值班去了(那永远也办不完的案子)。一个黑影向我扑来,是母亲,母亲高声地咒骂,说我是父亲的小老婆。我一下子瘫在地上,好像晴天一声炸雷,把我炸得粉碎,瞬间把我所有的生路都切断,把我最后的心理防线给攻破。我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一下子又变得惨白,最后发出灰色的光芒。我一下子成了炮灰,我一下子被人抽掉了脊梁,我一下子被母亲吸干了所有的血。


        这个屋真黑,母亲真黑,母亲简直就像魔鬼一样。我得离开她,离开这个家,在这之前,我已接到同学们的来信,这些落榜生都去了纱厂,当纺织娘娘去了,在经纬线中,找到了青春的梦想与欢乐。


        尽管在刚才回家的路上,我看着窗外不断变幻的景物,想到父亲出差回来身上挂的那些东西像个杂货铺,那个狼狈的样子,那些琳琅满目希望家有所好转的擀面杖菜板,还有那件破旧的皮大衣,拼起来的双人床,还有120元的手表,母亲去了无数趟也没买回家的那件在商店挂着已落满灰尘的衣服,我已决定要融入这个家,融入这些画面,好好担负起长女和姐姐的责任。但母亲的一句话,就把我刚才的想法全部化为乌有。我慢慢地站起来,划了一根火柴,将进大集体的表烧了,然后没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想到纱厂会不会要我,自己将户口办好,就头也不回地买了一张火车票,跟一个出差到武汉的叔叔走了,去湖北了(淬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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