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向北是辽阔的大平原,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从这里,向东可见无影的大海,渔船、帆影飘荡在白水碧波里;从这里,向西到达连绵的大山,牛羊、牧童出没在绿树碧草间;从这里,向南可嗅飘香的椰林花海,蜂蝶、鸳鸯是伊甸园大门的点缀……祖国多么美好,本该是人间天堂。

  一列闷罐车在铁路线上飞驰向北,向北,向北……

  前几节车厢里装载着高大的牛马,后几节车厢里拥挤着肥猪肥羊,唯独中间一节车厢,塞满了两条腿的人。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席地而坐,无凳,无床。车厢里空气污浊窒息,使人联想到沙丁鱼罐头。昏暗的光线中,闪着一双双哀伤的眼睛,展现一张张黄瘦的面孔,跳动着一颗颗滴血的灵魂……

  右派分子杨梅,就在这节车厢里。

  杨梅打量着四周的人。有的穿戴整齐,胸前还插着一支钢笔;有的裤腿上打了补丁,却戴着眼镜;有位老先生竟然穿着长袍、马褂,头顶上盘一条短辫;更有一位中年汉子,头戴瓜皮帽,身穿老羊皮大衣,脚蹬大头鞋,披着长长的棉猴,活像闯关东的灾民……人人明白,今天是臭老九的大聚会。他们中间有教师、教授、编辑、记者、作家和翻译人员等等,是一群爱国爱党敢说真话的人。

  咯噔噔,咯噔噔,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单调而痛苦。突然,车厢里响起滴滴的歌声,随后歌声越来越大,最后整个车厢唱起了他们的心声: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天变了,阴沉沉的,飘起了雪花。这就是说,离终点站北大荒不远了。

  杨梅左侧紧挨着一名青年人。他的头一颠一颠的,最后枕在杨梅的肩头打起盹来,流着长长的哈喇子,滴在杨梅胸襟上。杨梅掏出手绢,擦拭年轻人嘴角边的唾沫,又擦去自己衣襟上的污迹。

  年轻人醒了,不好意思笑笑,说:“对不起,大姐,把你衣服弄脏了。”

  杨梅也笑笑:“没关系。你看到我这张脸害怕吗?我是丑八怪!”

  “不不,你的心比金子还珍贵。大姐贵姓大名,我们交个朋友好吗?”

  “我叫杨梅,很高兴认识你。你叫啥?”

  “我叫罗刚。”

  “小罗,你怎么打成右派的?”

  “唉,别提了,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小子!”

  “说来我听听好吗?”

  “好。”罗刚拿出水壶喝了两口水,润润嗓子,开始介绍。他说:“我是单位里最听话的人,事事带头,最积极,领导叫我‘乖孩子’,群众私下里叫我‘顺毛驴’。反右开始了,领导发愁,把哪个定成右派呢?平时相处都不错,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是上级布置的任务怎能不完成?一天,领导说话了:‘小罗,乖孩子,你平时工作上处处带头,这一次反右也带个头吧。你带头当右派,就是为领导排忧解难,领导不会忘记你的。’我见不得领导脸上为难的神情,便一咬牙答应了。我就是这样成为右派分子的。”

  杨梅听了哭笑不得,问:“带头羊后面会跟着一群羊,你带头当右派,别人也跟着报名当右派吗?”

  “没有。一个个精着呢,就我傻!”

  杨梅痛心疾首,埋怨道:“小罗呀,你太天真太实在了。吃苦耐劳可以带头,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也能带头吗?”

  罗刚跺着脚说:“我是真傻,傻到了家!我为领导排忧解难,谁为我排忧解难?领导说不会忘记我,实际上他们早把我忘了!”

  说着说着,罗刚哭了:“我自己受罪是小,我害了索菲亚,哎呀呀!哎呀呀!”他捶胸顿足。

  等罗刚平静下来,杨梅问:“索菲亚是谁?”

  “是我的妻子。哎呀呀,索菲亚  ,我对不起你呀,我害了你呀!”他哭着,断断续续说了事情的经过。

  罗刚说:“我是一家重型机械厂的秘书。有一年,我跟着厂长到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在一家拖拉机厂认识了该厂的女工程师索菲亚。索菲亚刚大学毕业不久,人长得漂亮,大眼,细腰,笑起来有一对深深的酒窝。两人一见钟情,后来索菲亚来北京与我结婚,生下一子,又漂亮又聪明。”

  “你报名当右派之前,没有征求索菲亚的意见?”

  “我真是又傻又蠢,拿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派头,没有和索菲亚商量过。”

  说着,他“啪啪”抽了自己两下嘴巴,说:“索菲亚通情达理,虽然埋怨我两句,还是认命了。他提出要跟我一起下放劳动改造,学俄国12月党人的妻子那样。我没答应,自己受苦受罪,哪能拉着他一起跳火坑?”

  “现在索菲亚怎样,还在北京?”

  “不,他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带着孩子回基辅娘家去了,只好等我摘帽那一天再团聚。”

  沉默。可怕的沉默。杨梅想说两句安慰的话,又怎样说呢?沉默中传来低低的啜泣声。杨梅注意到,在他右侧有位姑娘正抹眼泪。

  杨梅伸手拍拍姑娘的肩头,说:“小姐,别哭泣,莫悲伤,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咸,人生这本大书谁都必须念,念了,才能成佛成仙。”

  “我冤呢,冤成海底!”

  “为啥这样说?”

  “我不曾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鸣放过一句话,更不会自动报名做带头羊。”

  “那怎么成右派的?”

  “抓阄抓的!”

  “什么!抽奖有抓阄的,当右派也抓阄,滑天下之大稽!荒唐透顶!小姐你贵姓?做啥工作?”

  “我叫方雅娟,是印尼华侨。回国后,我在造船厂工作,对周围一切都不了解,而且本着‘祸从口出’的古训,尽量多看、多听、少说话。没想到,尽管如此,还是祸从天降。反右开始,我们的领导为了省心,为了快快交差,为了不得罪人,做了几个纸捻让大家抽。我的手气真臭,偏偏抽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大大的字‘右派’。如霹雳,似地雷,把我炸晕了。”

  方雅娟凑近杨梅的耳朵,轻声说:“大姐,不瞒你说,我好后悔,不该回来呀!”

  “回国前,你父母知道吗?”

  “知道。这么吧,我从头给你讲。我父母是福建人,很早就移民到印尼爪哇,我就是在爪哇出生的。我父母勤劳持家,在爪哇开了一家丝绸厂。他们身处异国,从来就不曾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8年抗日战争,他们捐过款。黄河大堤被炸,灾民流离失所,他们捐过款。他们甚至给8路军买过枪支弹药,还捐献过x光机。

  “我就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熏陶下长大的。我上了爪哇大学,选择的专业就是造船。我小时候读中国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苦难史,深为中国落后挨打而痛心,决心将来为祖国造兵舰,造航母。

  “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刚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我迫不及待要回国。父亲是支持我的,但是他老人家干达老练,劝我别激动,静观两年后再回国也不迟。可是我不听。”

  杨梅说:“你到了没有听他的话,还是回国了。”

  方雅娟笑笑:“我这个人就是拗,,不达目的不罢休。我报效祖国的心切,谁也挡不住。我给父母和男友各留了一封信,偷偷买了船票,先到越南,改乘火车来到广西,最后到上海最大的造船厂工作,一心要为祖国造兵舰,造航母。没想到,事业未成,先坠入十八层地狱。”

  闷罐车向北疾驶,越向北天气越凉,方雅娟拿出洁白的毛衣穿上。他对杨梅说:“在印尼,我很少穿毛衣。在那里,老百姓有个传说,说印尼人是上帝最小的孩子,上帝偏爱小儿,给他们一年三十度的恒温,使当地人终年穿一件单衣就行了。”

  说着说着,方雅娟陷入深深的怀念之中。她说:“印尼的天空真蓝,那是一种不曾被烟熏火燎的处女蓝。大朵大朵的云彩在头顶飘荡,无穷无尽,似乎伸手就能摘下一朵。大量的热带植物,在摇曳中散发着芳香……离家不远是草原地带,我们常去玩。尤其是雨后的草原,天空碧蓝碧蓝的,真干净。巨大的彩虹悬在头顶上,仿佛扬手就能摸到。空气新鲜,青草碧绿。”

  闷罐车继续北行,天气骤然变得寒冷起来。方雅娟身上哆嗦,牙齿打颤,严峻的现实打破了她甜蜜的回忆。杨梅解开包袱,拿出母亲为她做的厚棉袄给天真的姑娘穿上。方雅娟突然倒在杨梅的怀里,央求道:“姐姐,你永远不要离开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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