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提到了缝纫机,说父亲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人。这件事我有印象,记得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那段时间姑姑坐卧不宁,老在屋里走来走去,原来别人家有缝纫机了。姑姑是个不愿落后的人,她想体会一下踩缝纫机的兴趣,和奶奶低语了一阵,终于向父亲发出最高指示,让父亲在第一时间将钱火速寄过来,因手中供应的票,月底就要过期,姑姑如愿以偿,兴高采烈地搬回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
   
        母亲一提这事,汗毛孔就张开了,她说,你父亲当时刚做完胃切除手术,拄了一根棍子挨家借才把120元凑齐。啊,是这样,我不禁浑身难受起来,想着父亲老高的个子,手里拄着根棍子,像杨白劳似的去跟人借钱,可能会遇到闭门羹,这对于要脸的父亲来说,是多么没面子的事啊。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就没有必要去借钱,我的心开始抽搐,我被这些话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我突然站在了母亲一边,有些怪姑姑。姑姑那边招待着矿工,到后来控制不住,家都成了鬼子据点,这边却伸手跟父亲要钱,买缝纫机,来满足虚荣心。我觉得姑姑也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人。
   
         “你父亲现在已成了花生壳,油没了,只剩下壳。”母亲的话听着叫人难受,叫人心里不是个滋味,但事实确实如此。想着每个月父亲将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还要搭进去几两油票,给我们寄来,我就沉默起来。我呆呆地看着母亲,看着这个家,觉得家里的确挺穷,什么也没有,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母亲说我们家是全厂最穷的一个,但我愿用清贫两个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贫穷却清洁。父亲的衣服永远是单调的工作服,是真正的两袖清风。母亲说她看好一件衬衣,已到商店去了七次,还是舍不得买。他俩的床是两个单人床拼起来的,父亲个子太高,永远斜躺着,从未伸直过腿,而淘气的弟弟裤子上有补丁,妹妹瘦骨嶙峋。
   
        我突然想哭,想大声叫唤,想奔跑,有跃入海里的冲动。
   
        母亲又接着说,你父亲在台上做报告,突然觉得时间可能到了,自己没有表,就问台下几点,台下的人齐刷刷地亮出了手臂。当时父亲震惊了,这个48年就参加工作,如今已是公安处长的中层领导干部,还没武装好自己(只武装了头脑,没武装到牙齿,胳膊远远地落在了时代的后面)。父亲很伤感,回家告诉母亲,从那一刻,他俩目标一致,齐心协力,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终于拥有了一块120元的手表,两人互相谦让,分别带着过过瘾。
   
        听到这里我已经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心酸无比地扭过头去,长时间注视着父亲的假山。我知道母亲在诉苦的时候,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进一步打消我念书的念头。我听到这些,内心真的退却了,不念就不念吧,姑姑也常说,考不考大学没什么,能找个人好的对象就行了。可我不念书,就得去大集体,大集体的女孩属二等公民,我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吗?不,我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女孩,我不甘心,我想做陈景润那样的人,可家里这种情况,我怎么好意思再提念书的事?
   
         “到大集体去吧!”我鼓励自己,强迫自己,像以前一样逼自己,“要为家里承担一些。”我对自己说,但压力下产生出来的是压迫,在压迫下催生出来的是逼迫,好像对我不起什么作用。我无动于衷地看着母亲,看着这个家,我在想,我为什么不想到大集体去,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不想去大集体,是不想再跟自己过不去,不想再装了,我想真实地活一回。此刻的我最想静下心来,寻找一下感觉,再行动。不管是到大集体还是干别的,都是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我不想再有负罪感,以赎罪的方式拼命劳作。如果一件新衣服压得我抬不起头来,那么10元钱我不想让它成为我的枷锁。
   
        另外,我还深知,蜂窝煤挽救不了家,我即使到大集体挣了100元钱,对这个家在经济上可能有点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觉得母亲很像过去的我,以为钱可以掩盖一些苍白的事实,能使家好起来,但这很有限,我不想再卷进去,做无谓的牺牲了。
   
        还有母亲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去大集体,叫我不快,就像一个远道而来的孩子,回到家里,母亲不是嘘寒问暖,而是马上把我押送到前线去挣钱。而这个家在母亲的经营下,已经四面漏风,一无所有,不管是在经济上(连个床都没有),精神上(从未见一个人笑过),一点储备、储存、储蓄也没有。不管是心灵上的储存还是存折上的储蓄,母亲把家弄得一团糟,空空如也,却要我去承担这后果,让我不舒服。
   
        并且母亲在去大集体这件事上,不是采取怀柔政策,而是带有某种强制性的,这里面多少有一种粗暴粗俗的成分,甚至有一种暴力倾向。我虽然这样想,但家里的窘迫又让我坐立不安。母亲虽没感动我,却对我有触动,我的情绪起伏着,波动着。上下浮动的我,左右摇摆的我,就这样在家呆着,哪也不去,既看不下去书,又收拾不了家,以前在湖北的勤快劲儿烟消云散,只想给同学写信,告诉我的苦恼,我的忧伤,我该如何抉择。
   
        就在我矛盾时、犹豫时,左右为难,不断地说服自己,在母亲的压力下不断地做自己的思想工作。自己和自己搏斗未见分晓,拿不定主意时,母亲凶狠的眼光向我逼来,说8分钱一张邮票太贵了,这么无休止地写下去,能把家写穷,母亲用了8分钟声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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