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求助的目光探向父亲，父亲也默认了，母亲在无奈之下给了，给完了非常后悔，并且通过这件事，体会到自己虽然是这家的儿媳妇，却没有地位，连拥有一件毛衣的权利都没有，联想到把“渝”字去掉，把重庆删去，她就感到她在这个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失衡的心怎么也调整不过来，特别是后来由于父亲手紧，没有兑现，她更有一种合伙被算计的感觉，也许就在这一天，当新仇旧恨在她身上泛滥，她已由一个爱情先锋变成一个复仇女神。
她尤其恨姑姑，在她看来，父亲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哪有供妹妹念书的，都是姐姐或妹妹供哥哥念书，四年大学下来，没见一个子，到最后却把心爱的毛衣席卷而去，都是小姑子给嫂子买东西，哪有跟嫂子要东西的，什么玩意，找这样的人家，算是倒了霉（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母亲的抱怨声中，我想起来了，那一年父亲姑姑奶奶一行三人到山东去卖房子，卖了一大栋房子，母亲一个子也没见着，最后连毛衣也被搜刮而去，心里当然不痛快。
可看着母亲不知疲劳地骂着，心里装的全是仇，满是恨，面对着不公，母亲又一次露出她强悍的一面，让我对她无法同情。也许是已有了对抗情绪，想到她在若干年前把我和奶奶一老一小轰出去，我们在湖北受的那些折磨，还有姑姑和姑父打的那些仗，如果不是她，也许生活不会有那么多心酸。想到过去的日子，想到刘家场那个摇摇欲坠的家，想到姑姑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来到异地，既要承受工作创业的艰辛（白手起家，制剂室前身就是一顶茅草屋，制剂室是姑父后期一手设计出来的），还要里里外外一把手支撑着一个家，身边还有个吃奶的孩子，柔弱的肩膀，这边是风那边是雨。母亲把自己应承担的担子放在了姑姑身上，转嫁到别人头上，别人没抱怨，她倒抱怨开了，想到这里，我就对母亲的话没有任何感觉，也就是说扯平了，觉得捐献一件毛衣算不了什么。
但我看到母亲提起这些事那个痛苦的样子，那种因失去而造成的失血过多，心灵已出现了贫血，即将要休克的那种垂死挣扎，让我想到母亲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件毛衣，一件毛衣不能使母亲如此绝望，一定还有别的原因，那会是什么呢？
我坐在床上，皱起了眉头。
母亲看我没有任何反应无动于衷的样子，于是高声叫道：“我告诉你，小莲，你别以为我们没承担责任，我们是花10元钱请了一个保姆带你，你知不知道？”我觉得一个浪头打来，也就是第一个浪头我还没反应过来，第二个浪头又接踵而至，我感到我被淋得精湿，又感到好像被人拎了出来，在那儿示众。我感到脸涨得通红，浑身发烫，又像被人揭了老底，捅到了伤疤。很久我也无法抚平它，我不知我该说点什么，我不知面对这10元钱我能说点什么，我本想说谁让你生我，但我没法说出口，我说不出口。但我觉得咽不下去，我感到这句话挺硬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挟胁，有一种索取的味道，这样一种生硬的做法，讨价还价的口气，使我对母亲有一种反感，并使我已萌发出的一点可怜的同情心，一下子缩了回去。
我沉默着，向母亲投去了一个空洞的目光。母亲接到了这个目光，这个没有任何表示的眼光，让母亲感到窝火，她感到每个月省吃俭用寄出去的20元钱是打水漂了，这个完蛋货跟她一点感情也没有，这个自己千里迢迢制造出来的生命，原以为是一个优良品种，没想到是一个笨头笨脑、木呆呆的丫头。想到这里，想到自己碰到了一个软钉子，她就怒火中烧，她就失望至极，她就恼羞成怒。
我坐在那儿，看着母亲在那里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我又一次尝到了负债累累的滋味，我又一次进入了还债的怪圈，我拼命地抵抗着，对抗着，沉默着。沉默的我不愿意有心理压力，我不想为这10元钱，再一次背上包袱去卖命，去出卖自己。
我不想重蹈覆辙，没完没了地和自己过不去，我现在要的是休息，是调整，而不是前进，要人拖着走，逼着去。我站在窗前，听着母亲一再提到那10元钱，心里不由得烦起来，我真想把耳朵堵上。母亲把20元钱都算在我头上，让我吃不消，我不愿意想那沉甸甸的20元钱里包含的内容，不愿掂量它的分量。
而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只是一味强调20元的付出，却没想到一个4岁的女孩长到15岁，大人要为她流多少汗，受多少罪，操多少心。为什么不感动，还骂字当头？这时我觉得母亲是个不可理喻的人，是个不知足的人，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人之所以不满足，是不是因为她本身就不知足？想到这里我对母亲充满了鄙视，我飞快地跑下楼，跑到安全地带，剁起鸡菜来。
我狠狠地剁着鸡菜，好像剁的不是鸡菜，而是母亲那些像刀子一样的话。随着刀起刀落，我真想把母亲垒在自己心头上的石头搬走，因为母亲的每句话，就像在我心上又放了一块砖头，我不要压力，要动力。但母亲不愿放过我，她就像一个急救室的病人，紧紧地抓住我，好像我是她的氧吧，是她的氧气袋，她不停地向我倾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