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人,你若问其“卖萌”“屌丝”“给力”“小鲜肉”等网络词汇,可能大多数人知道其含义。但若要问其“南繁”一词的话,恐怕知道其含义的,就没几个人了。

在我国北方地区,一种农作物一年只能种一季。而农业科研工作者在良种培育过程中需要加快繁育步伐,怎么办呢?过去往往采取冬季在温室加种一季的办法。可温室内需要模拟出作物所需要的光照、温度和湿度,成本很高且面积有限。

几十年前,人们发现海南岛最南端三亚一带冬季的气温、光照与北方地区春夏季相仿,简直就是天然的大温室,冬季在这里繁育良种的成本很低。于是北方地区大批的农业科研工作者纷纷在冬季来到海南岛,从事良种的繁育工作。这项工作就简称为“南繁”。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工作的八年里,就有过一次难忘的南繁经历。

1.决定南繁

1969年8月,我和众多同学发小从北京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5团2连,后来叫科研连。科研连有一个科研排,专门负责全团良种的选育、繁育工作。我有幸在1973年调到科研排,负责小麦的培育、繁育工作,并担任副排长。从这儿说起来,我也算是老一辈农业科研工作者了。

197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随张连汉副连长到克山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克山农科所)考察小麦新品种。在克山农科所,我们受到小麦育种专家肖步阳大师的热情接待,破例让我们观看了他准备在1975年出圃的最新科研成果。看到肖步阳大师,我已是非常激动,意外地看到他最新的密不示人的最新科研成果更是让我激动不已。

张连汉副连长毕业于东北农学院,算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对于育种,他绝对是内行。面对着这批新成果,张副连长赞不绝口。他信心满满地对我说:“这批新成果,今后是一定会产生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尤其是其中一部分本地品种与墨西哥矮杆小麦品种杂交的后代,极具推广潜力。”

我清楚地记得张连汉副连长当时那表情,就像一个资深券商看好了一支潜力股,更像一个画商看好了一个潜力派画家一样绝对自信。只见他一边用手抚摸着葱绿的麦穗,一边说:“谁要是能把这些最新成果每样弄回一个麦穗,就能立个头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在一旁随口应了一句:“不就一个麦穗吗,你给我一个月假,我准能搞到。”我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当时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没想到回到连队没几天,张连汉副连长真的找到我说,“连里研究过了,给你一个月假,到克山农科所把肖步阳大师75年出圃的新成果每样搞一个麦穗回来。”我当时也真没含糊,就把任务接了下来。

任务接是接了,可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不由得有点犯难,难在哪里呢?这就很有必要说一说肖步阳这个大师了。

据说,解放前黑龙江地区农民很少种小麦,主要农作物是玉米、高粱、大豆。原因是小麦极易被传染上叶锈病和赤霉病,一旦染上要么减产要么绝收,好的年景一亩地也就能收获一二百斤。解放后,肖步阳作为第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决心要解决小麦抗病性差的难题。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研发了一系列抗病高产,并适合在黑龙江地区种植的小麦新品种。至此黑龙江地区才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当时在黑龙江地区广泛使用的“克强”“克红”等小麦品种,就是肖步阳大师的研究成果。黑龙江地区能大面积种植小麦,肖步阳大师起了重要作用。为此,肖步阳大师在全省及至全国知名度都很高。1978年《北京日报》曾有过一篇报道,题目叫“苦战能攻关”,写的就是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肖步阳大师的事迹。记得这篇报道还是潘海迅推荐给我的。对于这样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我是充满了敬畏之感。对人家最新科研成果,凭我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就想捷足先登搞到手,谈何容易?难也得去呀,谁让我夸下海口了呢。

几天后,我背上挎包直奔克山农科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当时也是抱定不完成任务决不回还的决心。我先是以学习为名,提供免费劳动力,一个月之内,在克山农科所小麦组不拿自己当外人,苦活累活抢着干,很快获得各位专家的好感。下班时间多串门,小麦组各位专家家里挨着串,这一串一聊关系就拉近了,时间一长就成了熟人。

在我们中国,人的关系一旦熟了,事情也就好办了。最后结果是肖步阳大师75年出圃的50个品种,不是每个品种弄一个麦穗,而是十几个麦穗,所有成果足足装了一提包。当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带着成果返回连队时,张连汉副连长第一时间就来到我的宿舍,一边看着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麦穗,一边说:“你还真行啊”!看着他那如获珍宝爱不释手的样子,在一旁的我,尽享着成就感带给我的快乐。

不几日,又一则消息更是让我兴奋起来。张连汉副连长通知我,这件事已向主抓农业的于景阳副团长汇报。于副团长很重视,决定今年冬天派人到海南南繁,当年把获得的肖步阳大师的最新科研成果扩大繁殖,将来这些成果里,如出现一两个可推广的新品种时,我们便可抢占先机,那时我们卖的就不是商品粮了而是良种。

南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而且就落在我身上。事情来得突然,我万没想到这事会惊动团领导。团领导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中的原因我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定是张连汉副连长到于副团长那里一通忽悠,把于副团长忽悠得热血沸腾,要不怎么就会做出这么果断的决定呢?

在那个年代,海南岛在大多数人心中只是个美丽的传说,尤其是在下乡的过程中,能有机会从祖国的最北端到最南端,而且一去就是近半年,这对一个年轻人是多么大的吸引力。当时的人们思想单纯,没有嫉妒没有恨,但羡慕总还是有的。我也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而几夜难眠,憧憬着日后半年里神秘而又美好的经历和生活。

2.奔向海南

人生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走这么长的路。要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工作,而且所去的地方是那样的遥远而又陌生。我尽可能地做着充分的准备,行装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要带上被褥、换洗的衣物和必要的日用品,因为所到之地是农村什么都没有,行李足足装了一麻袋,这个大麻袋要陪我一路,其间要坐火车、汽车、轮船,虽然可以托运,但每到一地总要先取行李,再扛着麻袋找另一站的托运处办理托运,就这样取了托,托了取,一路的折腾。不像现在,当日赶到哈尔滨,快的话,当日就可乘飞机降落在三亚机场。那时的交通和生活条件很差,即使马不停蹄地赶,也要十几天的时间。

说简单也简单,当我买完车票办理了行李托运后,身上就只有一个帆布挎包,倒也轻松。麻烦的是衣服不好穿。我是当年10月初从团里出发,大家都知道黑龙江的10月已开始寒冷,老职工早晚已披上棉衣,知青也早就穿上了毛衣毛裤,我自然也是这身打扮踏上火车。从北安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北京。这身装束从北京上车时还勉强,但火车越往南开温度越高,等到了广西南宁麻烦了。当时南宁气温达三十多度,一身毛衣毛裤一路走一路脱,到了南宁只剩单衣单裤了。即使这样,我白天也不敢出门,只能平躺在只铺凉席的木床上。那时旅店没有电扇更无空调,即使躺着一动不动,也是片刻一身大汗。每隔一会儿就要到卫生间去冲凉,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天气稍凉一点才敢出去到大街上转转。第二天乘火车到湛江,再从湛江买水陆联运票,先坐六个半小时汽车到雷州半岛,再坐轮渡船到海南海口市,航程12海里。船至中途,海南岛隐约可见,回眸望去大陆身影仍很清晰。轮渡船航行一个半小时靠上了海口的码头,这时才算到了海南岛。

我走下轮渡船的舷梯,一踏上这美丽的宝岛,就被四周美丽的景色吸引。亚热带的海南,气候温润,风光旖旎,从未有过的新奇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道路两旁不再是见惯了的杨树、柳树,而是一排排高耸的椰子树、棕榈树。远远望去槟榔树亭亭玉立,芭蕉树叶迎风摇曳,绿树间隐约露出灰瓦白墙的建筑,路上尽是头戴斗笠打着赤脚的行人,傣族的筒裙,彝族的银饰,回族的四色上衣。这里的一切让初来乍到的我,有一种来到异国他乡的感觉。

第二天,我从海口乘长途车到三亚,路途上足足用了八小时。那时海南尚未建省,隶属于广东省管辖。三亚也未建市,叫崖县,县城不大,几乎没有一幢楼房,街道很窄,人也很少。从崖县再坐一个半小时汽车,终于到达了我的目的地——保港公社港一大队。

3.南繁变“难繁”

大队陈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把我安置在大队一间堆放木料的库房,这里就是我宿舍。好在我们兵团战士什么苦都吃过,我以非常满意的态度谢过书记后,便放下行李整理房间,摆放床铺,在这里,我开始半年的海南生活。

在港一大队基本安顿下来后,不几日,克山农科所高粱组的老付和小麦组的翟文汉也到达了。他们的到来,使我心里有了底。克山农科所是专业的科研单位,他们每年都派十几人组成的专业团队来海南育种,非常有经验。我心想,只要按他们的做法去做不就行了吗。老付和翟文汉两人是先来为大部队打前站的,任务是把各科研组带来的种子按要求先播种,而后大队人马再过来。我要先和这两位同志生活工作一段时间。

老付,克山农科所的老人,高粱组的负责人,个子不很高,人很和蔼也很幽默。他是第一次来南繁,因高粱不是克山农科所的研究主流,南繁任务不重。

翟文汉,年纪比我大两岁,是克山农科所小麦组的辅助人员,也是第一次来南繁,估计有些照顾成分。他家原来也是北京人,60年代下放到黑龙江克山县,所以比较谈得来。没过多久,我和克山农科所的同志都很熟了,工作生活中也不分你我。

在老付的带领下,工作很快开展起来。选地、签约、安排劳动力、购置化肥等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即日就准备正式播种了。大队陈书记全力配合支持我们的工作。播种那天,他特意选派了四名会讲普通话的年轻人来协助我们工作。播种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大家各司其职流水作业,耧沟、撒化肥、播种,两天的时间克山农科所和我带的种子就全部播完种了。

当地的农民向我们介绍,在海南种小麦从播种到出苗只需四天时间。于是播种结束后,我是一身轻松,与翟文汉两人四处游逛,到海边拾贝壳,到自由市场买水果,到渔船上去买鲜鱼,一天天过得好不惬意。

播种后的第四天早晨,我早早地跑到地里,心想着一睹那一片刚出麦苗的嫩绿。可到地里一看,嗯?怎么一棵麦苗也没有?我的身上顿时冒出了冷汗,急忙跑回宿舍向老付报告。到底是老人,老付十分沉着地说:“没事,不一定四天准出苗,再等等。”可我的心情并未因老付的态度而改变,心里仍然不踏实,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耐心等待。

第五天,我急切地跑到地里察看,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可等待我的仍是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仍然是一棵麦苗也没有。这下我可真的憋不住了,一天去看好几趟,盼望着麦苗突然冒出地面。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正急得像没头的苍蝇似的,却又赶上当年的第23号台风。我是第一次经历台风,狂风暴雨遮天蔽日,我的心情越烦躁,雨就下得越大,风刮得就越急。老天爷好像成心跟我作对,已是第六天了,连续不断的暴雨让我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雨衣冒雨来到地里。麦田地里水汪汪一片,虽然这块地选择在河边高坡,排水很快,但也架不住急泄如注的大雨,我的心如同雨水一样凉透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老付他们二人也冒雨来到地里,看来老付也坐不住了,只见他蹲下身来,挖开湿呼呼的黄土扒出几个麦粒观察,只见麦粒像灌满水的小水泡,用手一捏“扑哧”冒出一股水,只剩麦皮了。老付忙又扒出了几个查看,均是如此惨状。这时只见老付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个东北大老爷们竟然哭出声来,边哭边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向大家交待呀!怎么交待呀!”此时我深知事态的严重。

我们所播下去的种子全军覆没了。

老付他们带来的都是许多专家多年的科研成果,有的成果只有几个麦粒,是用脱脂棉包着带过来的,这下全完了。先别说他们了,我种的小麦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全军覆没了。我更是无法交待呀!怎么办呢?难道信心满满地来到海南岛,一转眼儿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了?回去了怎么和战友说,如何向领导交代,我还有何脸面。越想心里越痛,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挫折,第一次感到这样的无助,整天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闷在屋里胡思乱想,就感觉活不下去了一样。

这边的情况,老付打电话报告了克山农科所,事情严重,所里很快派小麦育种专家魏正平坐飞机赶到南繁驻地。老魏一来马上来到地里调查原因,在听完老付汇报播种的过程后,老魏分析问题出在化肥上。在黑龙江地区是清明时节种麦,农民形容是种在冰上长在火上。播种时节,白天日照使地表表层溶化,这时播种叫种在冰上。播种后要40天才能出苗,生长期是在六七月份,这是黑龙江全年最热的时期,所以叫长在火上。由于播种下去长时间低温,所以在播种时可连同尿素、农药一同播下去,小麦缓慢地发芽出苗,肥料缓慢地施放肥力,相安无事。而在海南则不同,播种时高温高湿,把麦种和尿素一起播下去,小麦在二三天内就萌动出芽,此时尿素中的二硫尿也迅速挥发,把刚萌动的麦芽烧死了。黑龙江的播种施肥法拿到海南岛来,得到的只能是这样的结果。

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这是哲学的基本原理。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客观存在发生了变化,决定了我们的主观意识也必须发生变化,循其规律以适应新的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变化了,而我们的主观意识仍按原来的客观条件去认识问题,我的这段失败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训。

所幸的是我当时虽只有22岁,但很快意识到光着急与烦恼都无济于事,这时应冷静地思考弥补的办法。当时我就想到了连里还有种子,如快速邮来,补种还来得及。于是我到邮局给张连汉副连长发了一封二百多字的电报,说明了这里的情况,希望将所有品种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邮局邮一套过来。张连汉副连长还真够意思,两天后就回电,告知我全套种子已航空加急邮出,望查收。我立即向邮局的同志咨询几天能到,他们告诉我一般情况四五天就可收到邮件。总算是有希望了。

电报发出后,我是天天盼,夜夜想。盼望着取到种子马上补种。五天过去了,第六天一早我就赶到邮电局,一打听,没有我的邮包。我心想,这么远的路程,邮包晚到一天情有可原。第七天,我早早等在邮电局门口,等着从崖县到保港的长途客车,那时邮电局的大宗邮件都是由长途客车代运。崖县来的长途客车到了,我和邮电局的同志一同卸下邮件,急不可耐地打开大邮包,查看有没有我的邮件,结果还是没有。这下我慌了。七天了,无论如何应该接到了呀,是不是丢了,或是出现了其它问题?时间再拖个几天,即使是接到了邮包,播种也来不及了。难道老天爷就是有意让我失败而归?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满脑子全是懊恼、沮丧和烦躁。第八天,我已没有勇气再去邮电局,不吃不喝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乱如麻。近中午时分,忽听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翻身下床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邮电局的同志,他手里拿着一个包裹是给我的。我连忙打开包裹,看到种子我心中大喜,千恩万谢送走了邮递员。回到房间里,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呀!

第二天,我马上组织补种。这回可吸取教训了,先直接播种小麦,待四天出苗后再在麦苗边侧开沟施肥,施肥后又浇上一遍水。嘿!那麦子长得绿油油的非常喜人。经过前段先后这么一折腾,使小麦正常播种期向后拖了十几天。在克山农科所的指导下,我决定采取补充光照的办法促使小麦提前成熟,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小麦是长日照作物,就是说给予它的光照时间越长,它成熟得就越早。而大豆等一些短日照作物光照时间越短,它成熟得就越早。于是我买来六盏汽灯,用竹竿支成三角架挂上汽灯,夜间照射麦苗补充光照。为了在夜间长时间补充光照,我雇了一个当地的小伙子夜间值班,他的名字叫阿亮。

为了遮风避雨,阿亮在地头搭了一个小窝棚。每天晚饭后,我都到这小窝棚和阿亮做伴,一边打理汽灯,一边听他讲海南的事情,讲当地的风土人情,讲他们的生活,讲他们的语言,讲他们的生活艰难…… 有时他会砍来一些甘蔗,我俩津津有味地嚼着。有时他会从河里抓来几只青蛙或挖来几块红薯,点上一堆火烤着吃。边吃边听着阿亮哼唱当地的情歌。所谓情歌就是当地一种有着固定曲调可任意填词的小调。阿亮是有本子的,他很神秘地偷偷让我看过,是手抄本很规整,内容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如何相爱之类,就相当于我们兵团战士当时传唱外国民歌二百首一样。就在这段时光里我学了一些海南话,知道了一些海南的事,度过了一段令我难忘的美好时光。

4.海南轶事

万事开头难,好事多磨,世上好多事真是这样。虽然南繁变成了难繁,但在经历了开始的磨难之后,事情倒变得格外顺利。在海南生活工作的半年充满了轻松、愉快和欢乐,也遇到许多有趣的事情。

(1)勤劳的海南妇女

如果那个年代,你在海南农村生活过,给你印象最深的一定是海南的妇女。她们的装束格外的一致。不论天气多么炎热,出门或下田劳作她们头上都是严严地包裹着一块头巾,只露两只眼睛。据说是怕晒黑,在那里是以白为美,一白遮千丑,只要是白,即使模样差点,小伙儿也会喜欢。头上一律是戴一顶斗笠,斗笠带牢牢地拴在下巴上,固定着包在头上的头巾。上衣是传统的大襟式样,但是一寸布也不舍得多用,都是又瘦又小又短,稍一动作便会露出一节肚皮。现如今女孩子兴穿露脐装说是新潮,要是与海南妇女比也只能算是复古了。与上衣相比海南妇女的裤子绝对是大手笔,不惜布料又肥又大,说一只裤腿比面袋还宽,决不夸张,大多为天蓝色。裤腿肥大,据说有两大好处,第一当然是凉快。第二是便于趟河。海南多雨多水到处是河。每逢过河,她们顺手一提裤角就全部提到腿根,趟过河手一松,裤腿就自然垂下。脚下基本不穿鞋,打赤脚。

男耕女织,是我们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男女基本社会分工,男主外女主内是多数家庭的生活传统。而在海南则不同,女人是既主内也主外。在田间劳作的大多是妇女,在田间挑水、挑稻秧、插秧、割稻等等,有的妇女背着哺乳的婴儿照样干活。白天劳作一天,晚上回到家劈柴、挑水、做饭、照顾孩子、喂猪喂鸡都是妇女的活。在东北,你要见女同志挑水,会开玩笑说,“嫂子,大哥怎么不挑水呀?心疼呀!”而到海南,要是让男人挑一担水,想都别想。

男人都干什么呢?回答是干技术活。所谓技术活主要是牛工,就是牵头牛犁田呀、拉车呀等等。依我看,即没什么技术也没妇女累。回到家什么也不干,任凭主妇在那儿忙得气喘吁吁,他只管坐在一边,托着个竹筒水烟“咕噜咕噜”地抽个没完。那感觉就像白天干了多累的活,立了多大的功似的。

几个常帮我们出工的海南妇女,看着克山农科所几个女同志,每天坐在屋廊下打打毛衣,看看报纸,个个脸蛋白白净净的。什么劈柴呀、挑水呀、做饭呀全是一帮老爷们在忙活,不无感慨地说:“大陆的妇女幸福哟!”

(2)嚼槟榔的百姓

槟榔是南方地区特有的一种植物,形状似椰子树。槟榔树如蹿天杨,又细又高,到了收获季节,树顶部挂满一串串鸽子蛋大小的果实,有的青绿,有的桔黄。如果你在海南生活过,你一定会发现,无论男女老少,他们的嘴里常常在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就像我们内地人嚼口香糖,他们是在嚼槟榔果,这一习惯在海南十分普遍。据当地人说,嚼槟榔有两大好处,一是海南常年高温潮湿,大量的寄生虫容易在水中和食物中繁殖,也就极易进入人体内,而槟榔果可以入药,具有驱打寄生虫的作用。二是槟榔果可以固齿,常嚼槟榔果对牙齿健康有好处。我特意观察了一下,这里的人们大多数牙齿整齐而洁白,不知是否与嚼槟榔果有关。

嚼槟榔果有多种方法,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三种:一是嚼鲜果,鲜果摘下以后,趁新鲜将一个槟榔果切成四小块,取其一块放入口中咀嚼。二是嚼干果,槟榔果收获后切成小块晒干常年享用。三是最讲究的,除槟榔果以外还要附加两种东西一起嚼,一种是蒌叶,是一种类似豆角叶形状的植物叶子;另一种是灰膏,据说是用贝壳烧制的白灰调制成牙膏状,用一片蒌叶抹上少量灰膏,包成微型棕子状。嚼槟榔时要同这包着灰膏的蒌叶一起嚼,据说这样才够劲。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嚼了槟榔以后,人的口中会泛出红水,看当地人津津有味地嚼着槟榔,个个满嘴通红,活像刚吃完什么动物的生肉,让人恐惧,实在不敢恭维。尤其是在大队开会的时候,台上大队书记满嘴通红地讲着话,下面的人个个嚼得起劲,有的还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光嚼就得了,还要不时地往地上吐红色的口水。待大队会散去,你看那满地一片通红,不知道的一定以为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恶性案件。几十年后我去海南旅游,看到许多公共场所挂有“严禁随地吐槟榔水”的警示牌,看来这里的人们仍保留着嚼槟榔的习惯。

(3)农村响起两部“交响曲”

在海南农村,无论男女老少都没有穿鞋的习惯,大多数人都是打着赤脚,很少见他们穿鞋。就连我这北方人来到这里也是入乡随俗打起了赤脚。在这里你若随意乱丢玻璃瓶、电灯泡的话,老百姓会跟你急眼的。只有到县城或出远门人们才偶尔穿一穿拖鞋,就如同着正装。唯有上学的孩子不能打赤脚,那样显得对老师不尊重,而当时的海南还很落后,农民少有收入,没钱给孩子买拖鞋,于是就给孩子穿木拖板鞋。早些年代,北京也有穿木拖板的,取一块木板裁成脚的形状,在三分之二处钉一块皮子即可,这样穿起来跟脚。可这里也怪,偏偏把皮子钉在四分之一处,仅可把几个脚趾尖伸进皮子,这样一走路就带得木拖板直打后脚跟,发出“啪!啪!”的响声。公社有一所学校,小学中学混在一起,大概有几百个学生。每当学校放学,几百名学生同时离校,几百双木拖板共同发出“啪!啪!”的响声,而且此起彼伏,隔几里地都能听得见。这也有个好处,学生家长一听到这木拖板的声音便知放学了,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听到这几百双木拖板同时拍出的响声。我们南繁的同志们称其为“海南第一交响曲”。

前面提到海南的男人主要干所谓技术活,赶牛车就是技术活之一。海南的牛车和黑龙江的牛车可不是一个概念,和四挂马的大车更是没法比。一头水牛拉一辆牛车,与其说是牛车,其实和中原地区人拉的排子车没什么区别。车身通体木质结构,就连两个轮子都是木制的,形象的比喻就像两个锅盖挂在车两边。奇怪的是木轮不是圆的而是椭圆形或方圆形,据说是轮子太圆了上坡时车子容易下滑牛吃力,椭圆形或方圆形可以拉一步停一停,然后再拉有个缓冲。车轴也是木制,被两侧的木楔固定。拉车的水牛倒是乖巧,随着牛工嘴里发出的怪怪的吆喝,它会自己走到车辕中间,自己用牛角把车辕头一只拱形木挑起架在自己脖子上,此时牛工翻身骑上水牛,两脚踩住车辕,一声吆喝牛车就启动了。这一启动不要紧,木车轴与木楔摩擦,加之车上装点重物的力量,立刻发出“吱扭扭扭、嘎油油油”的响声,响声之大之刺耳实难形容。这是一辆车,可以想象,要是二十几辆一同行进会是什么动静,不是震耳欲聋,而是撞击你神经的巨大噪音。

清晨,忽然外面“吱扭扭扭、嘎油油油”的巨响将我惊醒,我跳下床开门一看,好家伙足足三十几辆牛车正路过大队部房前,一排老远甚是壮观。只见那牛工个个骑在牛背上,随着牛车的慢悠节奏晃来晃去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那感觉就像在迎亲队里开着大奔似的。这只有在海南才能听到的声音,我们称之为“海南第二交响曲”。

(4)“方便”时保卫自己的“便棍”

我所在的保港公社一带有一个怪现象,没有厕所。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海南常年高温各类细菌极易繁殖,在那里绝不敢喝生水,即便是开水,也不敢放时间长了,时间长了要重新热开了再喝。而海南又是以水田为主,农民要赤脚下田,从防病角度出发,当地决不用人粪做肥料,如果用了谁也不敢下田。二是当时海南农民生活十分艰苦,成年人每人每月才分得稻谷21斤,磨成大米只有十七八斤根本不够吃,只能常年喝粥,能吃一顿大米饭那是过年的事。人都吃不饱哪有余粮喂猪呢?所以当地猪都是放养,人的粪便成了猪的美味佳肴。人粪无用,猪又放养,利益驱动所至也就无人修厕所,即使修了也会被猪拱翻。那么人的方便问题如何解决呢?

当地人约定俗成,在公路东面一片树林为女士专用,公路西边一片树林为男士专用。久而久之放养的猪也看出了门道,成天在公路两侧转悠,寻找觅食良机。我们南繁的同志开始也不习惯,可也得入乡随俗,没有别的办法,每当方便之时,刚刚蹲下不一会儿,就会有五六只猪缓缓向你奔来,包围在你周围,如不采取措施,极有被饿猪撞翻的危险,于是我们准备了一根长约1.5米的竹竿放在宿舍门后,谁去方便谁拿上。在被群猪包围时,用竹竿逐个驱打以控制暂时稳定的局面。这一群饿急眼的散养猪围着你,个个摆出随时冲刺的架势,需要你注意观察形势打击其重点,这根专用的竹棍我们戏称为“便棍”。后来有一段时间为防止麻雀吃麦穗,我们买了一些鞭炮,目的是吓唬麻雀使用。有时我们也抓上一把放在上衣口袋里,方便时燃上一支香烟,看哪只猪有来犯的倾向就点燃一个扔过去,效果十分明显,一时取代了便棍的作用。这猪也很鬼,没过多久便发现鞭炮对它们构不成伤害,大有顶着炮火冲向前的气势,照样向你靠近,于是便棍重又发挥作用。当你方便结束时,决不能轻易站起来,你需把下一步提裤、逃出包围的步骤和动作构思好,做好思想准备,一旦时机成熟,要以最快的速度准确完成各项动作,冲出包围圈。当你平安地解决了内急问题,拄着便棍一身轻松地离开这是非之地的时候,身后会立即响起群猪争食的嘶叫声。

5.归心似箭,归途多舛

1975年3月初,我播种的小麦陆续收获完毕,逐个品种脱粒打包通过邮局寄回连队,我也就要结束半年的南繁生活了。我心里盘算着这次南繁机会难得,以后不一定有机会再来,来时走的广西西线,回去不能原路而归。于是决定从海南去广州,从广州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返回东北。克山农科所的同志大多来过海南,家里有老婆孩子,早已归心似箭,所以到海口以后,我们就要分手了。

到了海口,我急忙到港口去买海口到广州的船票,票早已卖完了。我不甘心在售票厅里转悠,希望能侥幸等到一张退票。

说来也巧只见有三个人走进售票厅,我赶忙迎过去问了一句,“有退票吗?”“有三张到广州的二等舱。”对方回答说。

一听说有退票,许多人便围拢上来,我手疾眼快一把抢过来一张票。看准票上的开船时间,抬手看了看手表,再有半个小时就要开船了。我急忙付给对方票款,撒丫子向旅店跑去。到了旅店来不及与克山农科所的同志一一道别,扛起装行李的麻袋就往外跑。屋漏偏遇连阴雨,人急了麻烦随之也来了。我一出门,老天就咧嘴,竟然下起了大雨。那雨下的,“瓢泼”俩字不够劲儿,“倾盆”俩字也差些。我感觉如果天是大海,一定是海底漏了,雨夹着风,风卷着雨越下越大。我扛着行李伫立在马路中央,期望着能碰上一辆平日间拉客人的摩托车,可是一辆也没,平时的风景哪里去了?也难怪,这么大的雨摩托车很容易熄火,哪个还敢上路。

我顾不上这些了,只能扛着行李在雨中蹒跚着前行。此时,我透过雨雾隐约看见一辆人力三轮车在雨中行进。我急忙跑过去央求他拉我去港口,可他说什么也不肯,说:“雨太大了”,不拉客人了,要回家。我肯求他说我要赶船,没多长时间船就要开了,同时说愿出加倍的车钱。当时海口不大,坐三轮车无论远近一律3毛钱,加一倍也就6毛钱,也不知是加倍车钱起了作用,还是他动了恻隐之心,想起了雷锋叔叔,反正他答应让我上车了。我把行李放在车上,用仅有的一块塑料布盖住行李,自己只能坐在行李上压住塑料布,迎着瓢泼大雨来到了港口。我向拉车人付款道谢后,扛着行李冲进了候船大厅。进入大厅的一瞬间,所有旅客都用惊诧的目光看着我。我低头看看自己,浑身上下浇了个落汤鸡,身上的雨水顺着衣襟淌在地上湿了一大片。我顾不上这些,赶忙办理了行李托运,飞一样地向即将离港班轮的舷梯跑去。真是万幸,我居然没有误船。一问船员才知道,因风大雨大船未能准时开,具体开船时间要看天气情况。行李托运了,我的换洗衣服都在里面,没办法,只能穿着透湿冰凉的衣服在船上挨过这三十多个小时了。

一路风浪颠簸,眩晕、恶心、呕吐、寒冷,好不容易熬到了广州,下了船我就急忙奔向旅店分配处。在那个年代你要是出差无论到哪儿,下车第一件事就是要找旅店分配处,没有那儿的条子别说旅店了,就是浴池你也住不上。还算好,我分到了广州北京饭店。我满心高兴地找到所谓的北京饭店,原来是在一个偏僻的小街道里的一个小旅店。

到了柜台前值班的小姑娘冷冰冰地对我说:“晚上9点再来吧。”

“为什么?”我急忙问。她回答说:“你是加床,住走廊,晚上9点后来领行军床。”

我顿时惊呆了,还有这等事情,没听说过还有睡走廊的。没办法,虽然穿着透湿的衣服在船上颠簸了三十多个小时,现在也只能在大街上游荡,好不容易熬到9点,到柜台领了一个木制帆布行军床,一条床单和一条薄毯,在旅店的走廊边支开床盖上薄毯睡下,来往的旅客走来走去,每个人都像看动物似的看着你。

三月的广州还很冷,没有供暖设备,身下只有一层床单,身上只有一条薄毯,冻得我根本睡不着。不行,得为明天做点打算。我便起床走向柜台,强作笑容使出北京小伙拿手的手段,极力地忽悠值班的小姑娘,无非是夸她长得如何漂亮,着装得体的赞美之词。

我的手段虽然不高明,但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小姑娘脸上就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并低声神秘地对我说:“明早,6点后早点来,有退房的我给你留着。”

妥了!我兴奋地回到行军床上,半睡不睡地等待着第二天6点钟的到来。第二天一早,我就兴冲冲地来到柜台,小姑娘果不食言给了我一个房间号牌。我按号牌找到了房间,一看傻了,只见是一个大房间里摆了有二十几张床,而且里面有男士也有女士。

我急忙问服务员,“怎么还有女士呀?”服务员回答得十分爽快:“一起住啦。”

我在惊愕之后又转念一想,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大家都是白天穿什么晚上还穿什么,更何况每张床还有蚊帐隔着,最起码比睡走廊强多了。想到这里,我便找到自己的床位,盖上被子倒头便睡,这一觉竟睡得格外香甜。

下一站是从广州到上海。我查看了列车时刻表,到上海的时间是次日晚七点半,这个时间肯定住不上旅店。我灵机一动,不如先到杭州,一来杭州没去过,可以顺便游览一下,二来到杭州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半,找旅店把握大。杭州到上海车次很多随时可以买到票,可选择白天到上海,这样住旅店就不成问题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计划得挺好,可是一到杭州,旅店分配处的牌子早就挂在那儿了,上面写道,“旅店浴池全满,明早6点再来”。看着这冷冰冰的牌子我可傻了,如意算盘落空不说,关键是这一晚我上哪儿去呢?于是,我只能在杭州市大街上游荡,实在是走累了,也不可能就这样走一夜呀,最后只得到火车站候车厅。候车厅里到处是人,我找了一个角落席地靠墙准备休息一会儿,可是经过从海口到广州三十多个小时海上颠簸,从广州到杭州一天一夜的火车实在是太累了,我坐在冰凉的水磨石地上竟睡着了。待我一觉醒来一看表:马上就到6点了,于是我立即向旅店分配处跑去。这回还算幸运,我分到官巷一家旅店,旅店不大,但整洁安静,当天正好下小雨也不能出门,我盖上整洁而又温暖的棉被足足睡了一天。

再艰难的旅途也会有终点。我终于又回到了冰天雪地的五大连池,前几日还穿着背心短裤,如今又穿上棉衣棉裤,不能再打赤脚又穿上毡袜棉胶鞋,继续那艰苦而漫长的兵团生活。

一段南繁的经历,成为我人生记忆中的一幅最美好的画卷!

(作者:车继先。1952年9月出生,男,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12日来到2连,连农业试验站小麦组任试验员。1977年2月困退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