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我来到了5团2连，人称良种连科研排。科研排里有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知青，有老职工和老职工二代。老排长张志远在连队里威望高，待人和蔼。排里的知青及老同志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小字辈，兄长般姐姐般的热情，感动着我，使我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这个集体。
进了科研排，我分到了大豆组，组长是赵光宏，组员季淑林和我，他们都是北京知青。季淑林比我大几岁，工作中我就叫她“季姐”。进组那天，我就遇到了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培训进修回来的季淑林。她快人快语，为人热情直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大豆组正在培育新品种“黑河3号”。“黑河3号”是黑河农科所1959年从克山农科所引进的f-3代杂交种，它成熟期早、丰产性好、品质优良、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赵光宏和季淑林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进行大豆授粉、杂交，拿着小镊子小心翼翼地取花粉，杂交的品种都要挂上标签，做好记录。工作中她和组长耐心地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传授给我，使我很快就适应了工作。
1976年9月间，为了培育出抗寒、早熟、高产的优良品种，在大豆快要成熟的季节，季姐带着我到北安管理局、九三管理局、齐齐哈尔沿线的六个农场科研所参观，交流取经。
20岁出头的季姐就是有那么一股冲劲加干劲，每到一个地方就急着赶到试验田，在地头上与同行交流请教，一边听一边记录着，不时地把重点内容形象地画在本子上。
在那个年代，咱们那个地方道路路况差、交通不便，汽车更是少之又少。我们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全凭鼻子底下一张嘴，向路人询问打听，不断修正调整原来的路线。路上，不论遇到什么车，只要顺路，她就截下来，也不管司机是否愿意，理直气壮上去就搭乘，这股小子般的性格，弄得司机都不好意思了。外出引种看似光鲜，旁人看起来，我们像旅游似的，其实是个挺辛苦的差事。我们一路风餐露宿，吃住条件就更不用提了，饥一顿饱一顿，挤大车店，睡澡堂子是常有的事。
我们的第一站是去与黑河市相邻的一师一团（北安管理局锦河农场）。在那里参观交流完，天已经很晚了，过了晚饭时间。一团科研连的一个北京知青在大豆地里摘了不少的毛豆，回到宿舍美美地炒上了一盘，又拿出罐头，算是招待了我们俩。也许是饿过了头的缘故，多少年来，只要肚子饿了，那青绿色的毛豆和肉罐头就在我眼前晃悠，真是馋人。尔后我们前往一师六团（北安管理局二龙山农场）和七团（现在是北安管理局赵光农场）科研连。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我父亲的老朋友，六团的孔技师和七团的蒋技师。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在交流中，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做了细致的讲解。
6团科研所参观学习后，我们来到火车站赶车。二龙山站不大，火车在这里只有1分钟的停车时间。火车进站后，只有一个车厢的门打开，上车的人黑压压一片，要有多挤有多挤。季姐见状，飞身抓住车门爬了上去。只见她一只手攥着车门的扶手，另一只手把我从拥挤的人堆中往车厢里拽。当时我那紧张劲儿就别提了，生怕火车开了把她给甩下去。到了车厢里，我问她怎么这样冒险，她说：“就是怕车开了，咱们上不来车，这样就是车开了，我也可以爬过来啊”。那一刻，我突然对她肃然起敬，这一惊险的镜头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北安的花园农场，办完事后，要走很长一段的丘陵小路才能走上大道，截辆车回团。小路的两侧是野草丛生，长得一人多高。走着走着，不知为啥，我有点紧张了。季姐看出我紧张害怕的样子，就给我讲故事说笑话，转移我的注意力。一路的笑声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大路上。我们截了一辆开往德都县城的客车，巧的是到德都后，又遇到了连里的28胶轮车。坐在28车的拖车里，她让我坐在她的身后，一路上她护着我，替我顶着寒风，回到了连队。
北大荒的冬天很闲在，人也懒散。一天上午，在试验站屋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剥着玉米粒。阳光顺着窗户的玻璃漫射了进来，大家一边剥玉米一边聊天，十分轻松。时间久了，屋子里到处都弥漫着是剥玉米产生的浮尘。太阳光像显微镜，阳光中，漂浮的玉米灰尘尘埃的颗粒显得特别清晰密集。季淑林迎着太阳光坐，自然看得一清二楚。她对我说：“我呼吸困难，憋得慌”。这时坐在她对面背阴地里的李小妮马上站起来和她换了个地方，脸上露出特有的“李小妮微笑”，问季姐：“现在呼吸顺溜了吗”？季淑林说：“顺溜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们之间的简单对话把大家逗坏了，发出阵阵笑声。
那时候，科研排非常团结，除非各个组必须分开的活，其它的活大家都是一起做。如各项作物的选种、数粒、称重等等。
季姐在工作上帮助我，在生活中关照我，不开心时，她会给我快乐，遇到困难时她会尽全力帮助我。想起她，我就会感到力量，感到温暖，这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感情，几十年来一直陪伴着我。
（作者：郭慧敏 ，1957年3月出生，五大连池农场中心学校1974届高中毕业生。1975年11月分配到２连，农业试验站大豆组试验员。1977年6月调到团卫生队，护士，五官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