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并不快乐，虽然我只和同学吵了一次架，但心里却一直在和他们较劲，一直和她们打打杀杀，一直在生他们的气。这使我的心始终静不下来，它付出的代价是成绩老上不去，我已经是班上的中等生了，老处在中下游，游不上去，我游不动，是因为我心里一直在和他们闹别扭，在抗衡，而不是在超越，于是成绩就超不过别人。
小学就这样过去了，在整个小学里，只有一个老师至始至终喜欢我，他叫周清尘，教我们美术，他对我十分偏爱。尽管我的毛笔字和画画一般，可他每次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时都充满了感情与热情。它发自内心深处，我听得出来。他对于我来说相当于冬天里的一把火，从不歧视我，反而还高看我一眼，这个人品如他名字一样美好的老师，有四个孩子，全考上名牌大学，靠的是毅力，还有父母的爱心。
我还记得，周老师每次上课前，都有一段开场白，他用地道的刘家场普通话朗朗上口地说：你们都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应该朝气蓬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接班人。 他的一番一本正经的开导弄得我们很不自在，有个反应快的，马上接住：“好好学习，天天向下。” 我没被卡住，心想：太阳多热啊，还是做向日葵好，接班人还用你操心，毛主席已选好了，是林彪（那时还没逃走）他喜欢我，却鞭长莫及，因美术是副科，一周才一节课。
当我在业余时间将字典抄了一遍，幻想着将小学课本按我的意愿改编一下，有意思好记，还难忘。大灰狼来了，时间就是大灰狼，这时小红帽，我正在下雨的草地上，找蘑菇呢！ 我离开小学时，眉头紧皱，开联欢会时，同学在那跳舞，我说群魔乱舞。照毕业照时，我穿身小军服，站在一个角落里，最边上。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写照（1975年小学毕业，11岁）。
我想起了我的向往。 念课文的时候，我向往着老师能带我们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看看韶山冲，红旗渠，大寨田，那方块的梯田是不是像我们经常跳的方格一样。当我唱着“劈开太行山，漳河引水来……”念着“自从盘古开天地”想到愚公移山，觉得这个愚公是不是太蠢了点，像蚂蚁似的，一点点啃。太慢了，何时是个头，有没有一种物理现象，给我一个支点，让我把地球撬起？我喜欢神速，所向披靡，像天兵天将一样。
我想到了最难忘的时刻。那是入队的时候，老师把红领巾给我们戴上，然后带我们宣誓，那些誓言还在耳边回响，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的。那么，当我们戴着它的时候，牢记的应该是什么？是不是一颗感恩的心，就像老师反复强调的那样，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地度过每一天？
我好像并没有像老师说的那样好好度过每一天，我的心情起起伏伏，时好时坏，始终无法真正安静下来，一有风吹草动，就条件反射般地冲出去，用繁重的劳动来惩罚自己，冲淡内心的不安，躲在一个地方挥汗如雨，在那干，在那作，这样的日子几时休？
遗憾不止这些。 在我们玩着工兵敲地雷的时候，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时候，我到戈XX家去玩，她从武汉回来，暑假是在那度过的，她带回一双芭蕾舞鞋，纤纤的细脚穿上它，再穿上小纱裙，简直像个小仙女似的，我有了一个小巫婆的苦恼。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我不知道，但有了渴望，啊，像小天鹅似地旋转，叫人心醉，还有心碎。我长大一定要去有芭蕾舞鞋的地方，告别锅铲，炉灰和扁担，我走在刘家场的大马路上，飘飘欲仙，我感到刘家场已装不下我了，我要飞。
初中并没有改变什么，改变的只是航线图路线图，跨过忽忽悠悠的叫人提心吊胆的吊桥（铁索寒），走过一大片蔬菜，就到了学校。同学变了，老师变了，我长高了，但同学对我的歧视仍在。
开学第一天，排队分座，我位居第二。就有一个男同学说道：怎么这么高，是泼大粪长的吧！同学的眼光“刷”的向我看齐。我又成了焦点人物，他们把焦距对准我，看出我的毛病来了，嘴有点歪，但我心不歪，我认为那是一种野性的美，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味道；腿有些瓢，腿是不标准，但我走在阳光大道上，即使走的弯路，也见得了天日。反正我成了追踪的目标，他们成了小道消息的记者，所有的细微之处，都让他们捕捉到了，他们每发现一点，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跟拣着金元宝似的，群起而攻之。
我现在想他们对我的歧视，是不是还包含着一种敌视？除了有对外来人口的不满以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这帮孩子的心里引起了不满，凭什么我父母住的是茅草屋，整天脸朝黄土，背朝天，而你们住的是瓦房，穿的是绫罗绸缎，拿的是听诊器。 他们把对生活的不满倾泻在我头上，那时晚上放露天电影，我走到哪，砖头飞到哪，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没惹他们，没招他们，可他们看见我就起哄，谩骂，赌咒，无恶不作。
这天劳动后放学回家，有两个男同学拿着扁担和箩筐。一边一个，把我堵在小胡同里，叫我认错，我错在哪里？姑姑和姑夫当时在医院里是臭老九，我呢，只是走错了地方，进了你们的圈套，不过，我知道这只是我人生的驿站。我站在那，一声不吭地和他们对峙着，他们先是用扁担打我，然后又让我从他们的胯下钻过去。我看着他们，我相信我能忍受胯下之辱，但却不会受这种侮辱，你们闹吧，我在这恭候，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