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正在抚顺矿务局十一厂上班。每天早晨要从家里走20多分钟，到矿务局电车站。然后坐开往元龙山，或者是刘山的电车到东岗下车。下车大约还要走20多分钟，才能到厂子。选择性起来，父亲上下班真的挺辛苦的。后来，也不知道父亲用了多少时间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辆日本产的“富士”牌二手自行车。这样就不必每天按点儿起床，急急忙忙的赶电车了。也不会因为电车经常晚点，上班迟到而挨批评了。这辆自行车直到我下乡时，还在一直使用着。我和弟弟妹妹们都是用这辆自行车，学会了骑车的。虽然，小日本侵略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工业产品的质量，还是挺抗造，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没见过我的姥爷、爷爷和奶奶。他们都在我不记事或者是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听母亲说，姥爷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间，就变卖了家当，没带姥姥和母亲，只领着舅舅回到了山东。姥爷的老家在山东省宁津县孟集公社王德普村，后来，死在了那里。我曾经于大串联和下乡时去过那里两次。下乡时那次去，是送舅舅家我的大表弟。那时候，他比我小10多岁。
在我3岁的时候，有了一个弟弟。不久，在老家的奶奶去世了。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弟弟回老家奔丧。此时，弟弟正在生病。母亲对我说：“那时候我也傻乎乎的，孩子生病了也不知道给孩子看。或者把孩子托付给你姥姥带着，也有个照顾，竟然把他带回老家去了。等等从老家回来送到医院，不长时间就死了。”
这件事情，是母亲期间春节到我这小住时告诉我的。她说完这些，眼睛有些湿润。接着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这么傻呢？”母亲一再地埋怨着自己。看着母亲黯然神伤的样子，我心里也挺难受的，赶紧打岔换了一个话题。我这么做，我想母亲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只是我们娘俩谁也不愿意明说罢了。
1954年，我又有了两个双胞胎弟弟。父母给他们取了名字，大弟叫雷庆海，二弟叫雷庆义。我不知道父母给我们取得名字也没有什么寓意，还是随意取的。
（这是我两个弟弟儿时的影像，我仔细的想辨认出哪个是大弟，哪个是二弟。但我做的都是无用功，竟然分不出哪个是谁了。）
那是父亲从老家出来后第一次回家，从那以后，直到他去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父亲在家是老疙瘩，上面有四个姐姐。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常回老家走一走看一看。他不愿意回答我。我想，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吧。好在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有了机会替父亲完成了他的夙愿。
1966年夏，在大串联时我来到了伟大的祖国首都北京。来之前，父亲告诉我说，我二姑在北京一个叫羡西毫的人家当保姆，如果有机会就去看看她。
我记住了父亲的话，到北京不长时间，我就试探着给羡西毫家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正在北京，想去看看二姑。但不知道地址也没有变动，怎么能找到他。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了他的回信，并告诉我按信上的地址就能找到他家。那次串联，我是和二年一班的朱绍泰、二四班的孙玉清一起去的。因此，去我二姑家时，他们俩也陪我一起去了。有了明确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二姑家。当我们走到门前时，二姑一眼就认出来我，可能是我和父亲长得有些相像吧。
二姑和羡西毫热情的把我们让到屋里，我这才仔细的端详了一下二姑。她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脸颊白里透红，满头银发，一米六左右的个头，身板也很硬朗。看样子，她在这里生活的很舒心。
（左一是我二姑，右为羡西豪）
天气很热，二姑人未眠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吃饭。吃的是大米饭，红烧肉。我简要地把家里的情况说给二姑听。她听的很仔细，唯恐拉下什么。我没好意思问二姑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来的北京。也没好意思问她二姑夫及她的孩子们的情况。回家后，我把看到二姑的过程详细地跟父亲说了一遍。父亲一直就那么微微的笑着，静静的听我讲，好像是一名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课。
从那以后，加上十年动乱，我们家和二姑就中断了一切联系。？？？？？？
这是陪我去二姑家的朱绍泰（前一）、孙玉清（后排左一），后排右一为作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的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