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知 青 岁 月55
我们下乡时，辽宁地区同学们下乡集体居住的地方叫青年点儿。也有管青年点叫别的名称的，比如吉林省就叫“集体户”。
记得下乡不长时间，上级为每个青年点发了一个蓝皮纸质的“粮食供应证”。当时封面户主一栏儿里，就写着我的名字，并由我保存。
当年年龄虽小，却已经知道每年国家免费为我们每个知青提供600斤毛粮。（未经过脱粒、加工的粮食）支当时我就想，既然国家每年为我们提供600斤粮食，那还发我们粮食供应证是什么意思呢？我满心狐疑，心想，这里面肯定有点儿名堂。
我们吃的粮食，完全都是到生产队的仓库去领，然后由生产队的保管员记账。我们心里没个数儿，反正没粮食就去领，想吃什么就领什么。既然如此，就说明生产队也知道国家的这个政策。那么，是不是只要我们领完粮食，国家粮库就会回拨给生产队同样品种同样数量的粮食品种呢？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下乡不久，有一次我和同学，可能是王德、郝富良去沟帮子，顺便带上了上级发给我们的那本粮食供应证，也不知道去沟帮子办什么事情了。办完事情之后。我们到沟帮子粮站，试探着问一位女同志说，这个粮食供应证可以起票吗。她明确地告诉我们，可以。于是，我们一合计，每人每年600斤粮食，我们小队六个同学，总计3600斤粮票，于是全部取了出来。
那时，真是太年轻，太不谙事故。回来后最起码同学们应该开个秘密会议，讨论一下这些粮票该怎么处理吧。记得是我的主张，把这些粮票，一股脑地交给了生产队的队长董作民。当时想的是，生产队供应我们粮食，我们就把粮票交给生产队，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孰不知，如果我们领取的粮食国库再如数拨付给生产队，这3600斤粮票交给生产队，岂不是让生产队占了便宜吗。或者，如果董队长有足够的胆量，把这些粮票独吞了，也不是不可能。当然，这是我的想法，无端的猜疑而已。可是，3600斤粮票，在当年该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啊！
想起当时的这件事儿，我还常常为这些事情懊恼不已。如果放到现在，我会在晚上把几个同学集中起来，点燃油灯，挂严实窗帘儿，把我的想法和打算和盘告诉同学们，我是如何打算处理这些粮票的。
会议应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先发给每人400斤，回家时带给父母，也让父母严守秘密。此时万一泄露出去可绝不是儿戏，不杀头，也得被判刑，所以得慎之又慎。
剩下的1200斤粮票，安排两个同学保管。每人保管600斤，这样分散保管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万一被盗时被一锅端。每次动用粮票，一人出粮票，另一人记账，不得有丝毫的差错，并定期或不定期的安排查账。
至于粮票的用途，隔三差五的可以拿出一些换豆腐吃。适当时机，同学们可以休息一天，到沟帮子玩去。可以在黑市上出售一些粮票，用卖粮票的钱先到饭店撮一顿，然后到浴池洗个澡，洗去多日来一身的疲惫。余下的钱给每个同学分一些，用以购买邮票、信封、牙膏、牙刷等日常生活品。如果还有富余的钱，再买些猪肉，豆油等物用于改善改善生活儿，省得每次炒菜总是用那些黑乎乎的棉籽油。
这些粮票当然要精打细算的用，怎么也得够本年度的消费，这大概是1969年夏季发生的故事。我还想到了，明年我们还可以再起3600斤粮票，用途、用法仍然照此办理，一定会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由于头脑单纯，将这么多粮票儿一下子都交给了生产队，脑袋瓜子是不是撞电线杆子上了。每当想起此事，都会让我后悔不迭。有一种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的感觉，感到实在太对不起同学们了。
转眼到了1970年，我没张罗起粮票的事情，其他的同学也没再问起这件事儿。当年，参军离开青年点儿时候，忘了把那本粮食供应证交给谁了。也忘了嘱没嘱咐他们每年还可以再起粮票的事儿。
回顾当年的那段知青岁月，我常扪心自问。是我们当年过于年轻，过于单纯，过于幼稚，不谙世故吗？显然有这种原因。其实还有一种成份在里面，那就是胆子太小，很怕犯什么错误，影响自己回城，这或许是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否则的话，我就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妈的，又能怎么地，即使事情败露总不至于判死刑吧。然而，当年还是缺乏荆轲那种“图穷匕首见”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缺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反兮”的精神风骨。
尽管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每每想起，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痛，只能在这里说一声：“对不起了，同学们。”
我 的 知 青 岁 月56
1970年末，征兵的消息传来，我当时正在北镇县（现北镇市）赵屯公社营盘大队小学任教。心里本来无意应征。不是不想去，而是怕体检不合格。但不知我们小队的一位女同学是怎么想的，极力串掇我去，她的想法我不得而知。我想起码有两点是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都是为了我好。一是在当时当兵很吃香，别说当兵，就是谁有件军装，戴个军帽都让人羡慕不已。当时最流行的就是穿军装，戴军帽；二是为了让我早点儿离开农村这个是非之地，也可少遭点罪。我心里何尝不这样想呢，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下乡前的那次征兵……
临下乡前，我所在的抚顺市第20中学，也进行了一次征兵动员，我也报了名。但在看色盲图时，有些图看不清，大夫说是色弱。这是不符合应征要求的，我理所当然的被刷了下来。当然，这些情况这位女同学是不知情的。
现在，又要去应征，眼睛这关能过去吗？我扪心自问且忐忑不安。现在，她又一再怂恿我去，这让我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当时虽然年龄尚小，但近两年多的知青生涯，也多少知道了一些人情事故。说起当兵这件事儿些，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呢……
我在村小学任教时，大队书记董有生的妻子赵姐，恰巧也在这里教书。而且，我们的教室相比邻，说话很方便。她比我大10多岁的样子。我和她相处的很好，这里自然有我的用意。心想，万一今后大队有什么好事，有了这层关系，不就好办多了吗？现在，管这叫走“夫人”路线。想到这条路子，我不仅心中大喜。第二天到学校我就找到她，把想当兵的事儿跟她说了，求她在董书记面前说说好话。并一再地说明，让我参加体检就行。如果检查不上我再回大队，继续当我的老师就是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打听好了。我们大队的王大夫也被抽调到公社的卫生院当体检医生。我已求他在体检眼睛这一关时高抬贵手，放我一码，剩下的事儿就不用管了。因为，我心里明白，除了眼睛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基本上没啥问题，并一再申明检查不上怨我倒霉。没想到，王大夫很爽快地答应了。有了这柄尚方宝剑，我才敢求赵姐的。晚上，我又到赵姐家，和董书记言明此事。我事先已经做好了赵姐的工作，估计她回到家嘴也没闲着。现在，我又亲自来求他，赵姐再一个劲儿地帮腔，董书记耐不住我的軟磨硬泡，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原来，董书记见我弱不禁风的样子，认为我肯定检查不上。当然，赵姐为我是卖了不少力气的，至今想起仍令我感激不尽。
其实，董书记不愿意让我走，是他舍不得。因为，当时我在大小队写写画画的多少还是有点名气的，又是他同意把我调到学校当的老师。有了这层关系，你说他舍得我走吗？至于我事先做王大夫工作的事儿，是万万不能告诉他的。体检时，有了王大夫的关照，我是夺关斩将，一路绿灯，顺利通过体检。政治方面，通过内查外调也没啥问题，我竟然梦想成真，即将穿上梦寐以求的绿军装。这不仅出乎董书记的意料，也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更出乎同学们的意料。董书记以为我肯定检查不上，会乖乖地留在大队当知青。孰不知，我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即走“夫人”路线，又有王大夫为我掩去瑕疵保驾护航。赵姐、王大夫为我当兵推波助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两个人缺一不可。缺一个人或少一个环节，我的人生轨迹就会改写。我真为我当时的睿智感到骄傲。不过，用现在的话讲，也挺不光彩的，那叫“走后门”。但那时还年少的我，懵懵懂懂的，真的不知道这么些说道。
怎么样？这段当兵的经历还算曲折吧！别看那时年龄不大，心眼来的还算快，就是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主要的还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也许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吧！
学校的领导、老师为我召开了欢送会，还赠送我一本精装的《毛泽东选集》。近日收拾书籍，还真看到了它，我会仔细地将它珍藏起来，当作永久的纪念。其实，至今我仍非常怀念那里的每位老师。
大、小队的领导，青年点的同学还为我召开了欢送会。记得，我从大队供销社买了一筐苹果招待他们。领导和同学们纷纷致词，对我表示祝贺。一些女同学还即兴表演了节目。同学们的家住的都很近，有的从小就在一起玩。小学、中学直至下乡一直都在一起，可以说是朝夕相处近十年光景。尤其是下乡这两年，同学之间的感情比在学校时，又有了新的升华。在广阔天地里，同学、社员、大小队领导，也都对我关爱有加。这种关爱使我体会到了人生的温暖，也稍稍冲淡了我对生活中的各种酸苦辣的痛苦感受，即将分别的那种恋恋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我，终于实现了绿色的军营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