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知 青 岁 月43、44
1969年7月中旬，因为开发盘锦修建了一条沟帮子至盘锦的铁路。其中离我们村3里多处有一座桥墩子急需加固，否则会影响国庆节通车的安全。上边到村里招民工时，讲明每天2元钱。2元钱在当时也是充满诱惑力的。于是，我毅然报了名。
我们的任务是从一里远的地方抬石头，然后扔到桥墩子周围，直到上边领导验收合格为止。抬石头是俩人一盘架，同去的大部分是当地社员，个个身强力壮，唯有我长得比较瘦弱。所以，开始时没有人愿意和我合伙，怕我干得少、干得慢。当时，仗着年轻气盛，总想干出个样来，无奈只得和一个年龄稍长的社员一起干。
那些大青石头，小的四五十斤，大的一百多斤，装在铁丝编的铁丝筐里，担在肩上犹如千斤重担，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加之天气炎热，随时都有中暑的可能。干了不到两天，衣服磨破了，肩压肿了，磨出了血泡，扁担一上肩，钻心刺骨地痛。可我仍然咬着牙，咧着嘴坚持着。再看那些社员，面部表情比我强不了多少，肌肉紧绷着，累得五官都挪了位。
中午吃饭时，社员们都有家有业的，吃得稍强些。而我中午只有两个大饼子充饥，根本没有菜吃。渴了，桥下就是河泡子，有的是水，可河边的水根本不能喝。还好，小时侯就熟悉水性，游到河中间喝点清水，顺便冲洗一下汗水和泥沙。干到第三天，有两个社员就嚷开了：“这钱也太不好挣了，不如回家铲地，干好干坏一天混10个工分得了。”（当时，我们生产队一个工分仅值7分钱）看着他们扔到地上磨烂的铁丝筐，压折的扁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终于挺住了，我不能让当地的社员和同学们笑话我是“笨蛋”，是“硬逞能”。要让事实证明，我姓雷的小子别看长得瘦，干活并不比谁差。这种性格一直影响着我，伴随着我，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回想起来，那次出民工是我有生以来干活最累的一次，其印象更是刻骨铭心。结帐时，我拿到16块钱，那是长这么大第一次拿到工钱，只觉得这钱的份量过于沉重。我跑到没人的地方呆呆地坐着，一股热泪流过脸颊，淌进嘴角，那味道咸咸的，涩涩的……
我 的 知 青 岁 月44
亲爱的知青朋友们，我们下乡时，在农村呆的时间有长有短。少的三年两载，长者达十年之久。我想问的是，不管你在农村呆了多长时间，你在生产队劳动挣得的工分，到年底你分到钱了吗？我曾经问过我的几个同学，听他们说有的在农村干了好几年，工分也没少挣，竟然一次钱也没分过。有的同学说，挣的工分被生产队折合成钱交口粮钱了。听了这些的同学的话，我真的有些难以置信。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很纳闷儿，每个知青的600斤口粮，不是按国家规定免费供应的吗？怎么能用知青辛辛苦苦劳动挣得的工分抵扣口粮钱呢？这么说吧，很多同学下乡的几年，每年挣的工分儿也不少，而生产队没给他们分过钱，这件事情的确是真的。
我曾仔细地回想，并和个别的同学核实过这件事儿，他们说的跟我的记忆差不多。1968年9月末，我们下乡后到年底如果天天出勤劳动。应该是整整干了两个月。生产队告诉我们，这两个月的工分挣的不多，全部转入下一个年度，到年底一次性结算。
到了1969年年底，我分到整整生90元钱。我给家里邮去70元，自己留20元当日常的生活费用。比如买牙膏，邮票、往返的车票等等。
在最近的一次同学的聚会上，我曾问过和我下乡到一个比邻大队的同学这个问题。他说1969年年底，他分了300元钱。“哇”，300元，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巨款了，说明他所在的生产队分值还是挺高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同学所在的生产队，工分没少挣却没分到一分钱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始终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想，或许是生产队对知青的一种歧视吧。
我对那些没分过钱的同学说我曾经分过钱时，他们还不相信，以为我是在撒谎。不过，至今我依然保存着当年往家里邮寄过70元钱的汇款单收据的存根，这倒是我说的是真话的一种证明。
下面是我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专门叙述过这件事情。
1968年的秋季，我下乡到辽宁省北镇县赵屯公社营盘大队。下乡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工分”。其实，“工分”就是钱。只不过，这钱要等到年底你才能拿到。
农村的生活是清苦的，刚下乡时，因为我们都是城里来的中学生，在家根本就不会做家务，尤其是很少有人会做饭。因此，生产队派了一名社员帮我们做饭。当然，这个社员不是白帮我们做饭的，队里每天要给他记10个工分的。记得刚过1969年，副食品供应陡然紧张起来，鱼、肉、蛋、禽等在市场几乎绝迹。尽管我们每人每年有600斤毛粮，但脱粒之后，也就剩450斤左右，平均每月不到40斤。这对于我们这些正处于生长期的知青来说，显然是少了些。主要还是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所以人是越吃越能吃，那点口粮也就捉襟见肘了。大概下乡一个多月之后，队里可能看我们逐步熟悉了农村的生活，就把派来给我们做饭的社员给撤走了。从此，我们这些知青就开始独掌门户。许是基因决定的吧，没有谁刻意地去安排，女同学承担了烧火做饭的任务，而男同学则主动地担水、抱柴禾、磨米、磨面的任务。由于那时我们还年轻，总觉得觉不够睡，难免有起来晚的时候。等我们起来生火做饭，社员们出工已经走出好远。我们只得狼吞虎咽，扒拉几口就急忙撂下饭碗，扛起干活的家什，忙三火四地追出去。如果出去晚了，不知道社员们上哪块地，你最起码得耽误半天功夫。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肯定狼狈的很。
农村的劳动是艰苦的。说起来无非是春种、夏锄、秋收、冬刨粪。但还是有许多想像不到的活计需要人们去干。每个季节的活儿都不轻松。生产队设一名记工员，他要记住每天出工的人名。晚上，人们都拿着自己的工分本，记工员则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给你来个对号入座，一般人是休想蒙混过关讨便宜的。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每天8分。即便是男女都干一样的活儿，工分也始终保持着这个差距。这在当时就曾有过不小的争论，主要还是围绕男女同工不同酬这个问题展开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到了年底，因为我们才下乡两个多月，工分本上没有多少工分。所以，分红没有我们的份，而是转到下个年度一起结算。在农村的那些日子里，大部分知青是不舍得歇工的，因为，歇一天就少10个工分，这也是钱哪！因此，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和社员们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到了1969年年底，我们终于盼到了分红的日子。这一年，我分到了90多元钱。这就是我下乡一年多的劳动报酬。我留下必要的生活费，给家里寄去了70块钱。我想父母收到他们儿子汇去的钱一定很高兴，觉得他们的儿子终于长大成人了，能为家里分忧解愁了。当时，我心里简直有一种洋洋得意的感觉。
现在，我还保存着当年的那70元钱的汇款单收据，收据上的日期是—1970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