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知 青 岁 月 41
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下乡的时间是1968年9月27日。
从此，我们告别了课堂；告别了爹娘；告别了故乡，走上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天地。
上学时，也曾经有过美好的憧憬和理想，考高中、上大学，将来当科学家、当医生、当教师、当作家，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但谁也没想到会走向上山下乡的道路。我们的憧憬和理想，如同泡沫般瞬间就破灭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完成着从一名中学生到农民的艰苦蜕变。渐渐地，除了口音之外，从装束到行为举止，我们几乎被同化了。彻底的融合到当地的农民之中，根本看不出刚下乡时学生的模样。
播种，春风吹皱我们的手背；
夏锄，骄阳烤灼我们的肌肤；
秋收，镰刀收割微薄的希望；
冬闲，拣拾起希冀装进粪筐。
虽然那时年龄尚小，但心里也隐约的预感到上山下乡这个日子不同寻常，应该牢牢的记在心里，因为这一天，不仅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有了这种想法，下乡第二天，我就到距离大队8里地的沟帮子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那年，我18岁。
我 的 知 青 岁 月42
我保存着一张拍摄于1971年9月7日的合影，是为了欢送杨春发同学回城而拍摄的。他被抽调到抚顺矿务局西露天矿，过了一个阶段，还当上了一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后来，不幸因病去世。我没有这张照片，因为在拍摄这张照片之前，我已经参军离开了青年点。是和我一个小队的同学初克艳保留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才有了这张照片和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
大概是在1969年左右，城市里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走“五七”道路，也到了农村。我们大队也来了三对夫妇，他们都是从沈阳来的机关干部。给我印象较深的有叶世生、孙立静夫妇。还有一名叫李季云的女同志，之所以记住了他们，是因为我们当时都在大队的斗、批、改领导小组工作。这张合影中就有当时驻我们大队青年点的带队干部叶世生。
这时，我们大队除了2人当兵，3人抽调到南票矿务局之外，还剩下43名同学，其中一名同学和当地女社员结婚，另有4名同学回家，所以照片上还有38人。38人中有一名女知青是还乡青年，有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有贫下中农代表。当时上级规定，每个大队的青年点都要成立由大队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五七”战士组成的三结合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知识青年的日常管理。但只有“五七”战士叶世生常驻青年点，和我们知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由于我在1971年初就当兵离开了青年点，所以一直不知道这些“五七”战士是什么时候回城的。当时，他们也就三十四、五岁的样子。恍惚之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些知青都已经退休。想来，叶大哥、孙大姐还有李大姐，如今也是快奔80岁的老人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他们应该是在沈阳某个单位退休，正在颐养天年。
近50多年的光阴，我们及那些“五七”战士，都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和中年，步入老年人的行列。这么些年他们还好吗？我端详着照片上的叶大哥，他那中年人特有的的气质，以及和我们知青朝夕相处的朝朝暮暮，仍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不知叶大哥还记不记得我，但他一定会记得一个叫初克艳的女同学。在回城后的日子里，我们结为伉俪，如今都已经退休了。她也非常想念你，以及下乡时那段难忘的时光。但愿你和孙大姐，还有李大姐永远像当年那么年轻。也由衷的祝福我的同学们，晚年生活幸福，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