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就养成了写写画画的习惯。那时，也没有谁教你，只是凭着兴趣和爱好，看着小人书里面的人物、景色照猫画虎。对写美术字我也是情有独钟，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照着报纸上的美术字，一笔一划的练习，而且很有长进。我的这种无意识的兴趣和爱好，使我受益匪浅，乃至于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1968年秋季，我下乡到北镇县赵屯公社营盘大队当了一名知青。在生产队劳动了不长时间，我的这些特长终于被人发现。于是，每天晚上开会时读报，念杂志，几乎成了我的专利。我最盼望的是队长让我写黑板报了，采访、写稿、安排版面，我一个人足以应付。彩色粉笔书写的各种字体，再配上和内容相符的图案，可谓图文并茂。我自己看了都喜欢的不得了，心想，我是挺有才，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同学和社员们也争先恐后的观看，尤其是黑板报刊登的好人好事，若是那个同学或者是社员上了黑板报，他们的脸上都会露出美滋滋的笑容，还多少有点儿不好意思。队长也直夸我：“没想到，老雷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我顶烦队长叫我老雷了，在家时，邻居或者是单位的同事，都管我爸叫老雷，难道我比我爸还老吗？但当地的社员都这么叫，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写黑板报终于使我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之所以愿意写黑板报，是因为写一块黑板报，按我的水平半天时间就可以搞定。剩下半天，可以洗洗衣服，收拾收拾个人物品，给家里写信。或者到别的青年点串门侃大山，那叫一个逍遥。关键的问题是没费劲儿就写了一块黑板报，到了晚上生产队照样给我记10个工分。和同学们、社员干一天活儿的待遇是一样的，而且少挨了不少累。
除了写黑板报，节假日或者搞什么活动，还要写标语、会标，办大批判专栏等。在发挥我的这些技能时，真有点儿如鱼得水的感觉。我的写写画画的水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这方面在当年也算是个比较知名的人物了。后来，大队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把我调到的斗、批、改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用现在的话讲，我当时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领导秘书吧。
干了没多久，又一个重量级人物粉墨登场。这个人是大队小学的董校长，非得调我到学校当老师，我是坚辞不去。我说：“我一个初二的学生，从小受父母教育，上小学、中学受老师教育，从来没教育过别人。现在让我去学校，我一无文凭，二无资历，三无文化功底，让我怎么教学生？”其实，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但他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式，非调我不可。我也来了倔劲儿，就是不领这个情。
大队董书记和他是远亲，按辈分，董书记应该管他叫叔叔。凭借这种身份和关系，他想逼迫董书记就范。董书记在他面前是小字辈，不好固执己见。其实，他也舍不得让我走，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用他的话说，这叫忍痛割爱。于是，他找到我，劝我不要太犟，该去就去吧。当老师也不错，多少人想去还去不了呢。
听了他的话，我知道再冥顽不化是没有我好果子吃的。于是，我就坡下驴，终于在董校长面前败下阵来。
学校让我教一年级的体育、音乐和美术。那时候，也不知道备课，弄教案什么的。上体育课时，领男生玩篮球，带他们跑步。女生则跳绳、跳猴皮筋，再就是嘱咐他们别摔着碰着注意安全。美术课就好办多了，在黑板上画个苹果、梨什么的，讲清绘画的要领，让孩子们照着画就行了。最难为我的是音乐课，我自己都五音不全，唱歌直跑调，让我怎么教学生？好在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唱的，全国一盘棋，到处都在唱八个样板戏。我好像捞到了一棵救命的稻草。于是，计上心来。找一些爱唱歌，嗓音还不错的孩子，分别扮演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唱《红灯记》选段。或者，让扮演李铁梅的孩子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然，还有别的样板戏选段。没想到一节课下来，整得也挺热闹。校长还一个劲儿地夸我：“不错，不错。”
我诚惶诚恐的在学校干了大概三个多月，很怕误人子弟。到了年底，征兵的消息传来，我毅然报名应征。还真的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这让同学和当地的青年们羡慕不已。
有时，我也想，如果从那时候起，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到现在没准儿都成教授了。
在部队，我的特长照样管用。在某种程度上和当知青时的情景类似，只是换了个环境而已。不过，在部队我又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当了一名文化教员。因为当年南方的战友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些甚至还是文盲。我不仅教他们文化，还有为他们写、读家信。在这方面我有足够的耐心，并对这样的事情乐此不疲。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先后多次调动工作，但小时候的兴趣和爱好，成就了我的事业。并且，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工作在党的宣传战线上。
我曾总结这大半辈子的体会，那就是：“小时候及年轻时的兴趣和爱好，可以改变人生的轨迹，并决定着你的人生走向。”
比如，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