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从有文字可查的，要数北京的蔡立坚。
1968年红卫兵串联时，蔡18岁，是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她在随该校一支徒步长征队去延安串联时，途经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她看到这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很艰苦。在长征队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离开同学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后经北京市和山西省有关部门批准，她于1968年3月，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名新社员。她在这里一干就是12年。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共榆次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常委、团地委副书记、团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委员、晋中行署知青办副主任、省委党校班主任等职。当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共青团十一大代表。
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这一天《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验。《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关于“来一个动员”的指示，迅速把上山下乡的浪潮推向顶峰。1969年仅1、2两个月时间就有155、6万人下乡落户。至此，积压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绝大部分已下乡。辽宁、黑龙江等省出现了三届毕业生按学校班组建制整班下乡的情况。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当时称为“一片红”。据统计，1967、1968、1969年累计下乡467、06万人，绝大多数是“老三届”毕业生。
后来的实践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四不满意”。首先，农民不满意。农村人均耕地减少，劳动力过剩；其次知识青年及家长不满意。知青下乡后，生活不能自理，长期靠家长接济；三是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企业对农村对口支援不堪重负。四是政府不满意。有人总结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得不偿失。
总体上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到1968年，积压了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等待分配。而许多企业停产、停工，在职人员尚无所事事，自然不需要增加新人，这就面临着一个“老三届”毕业生如何分配的难题。而那个时候能够面向工矿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要面向农村和边疆，这就是1968、1969年形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经济原因。
在新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首次使用“下乡上山”一词并且沿用了许多年。后来为什么改变为“上山下乡”的提法呢？这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早在1958年上海市的宣传报道中曾经使用过“上山下乡”一词。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在三次会议上强调提出上山的重要性。他认为，“下乡上山 ，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他的讲话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从此，就在全国范围内陆续使用“上山下乡”这个提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