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出乎意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宣传部不当灭火器却当起助燃器了。
这出乎意料的事本来也在意料之中，因为，这个案子在滨海市是被人们普遍关注的案子，是人们街谈巷议的案子，也是老百姓大都认为是冤假错案的案子。当我们在宣传部设的宴席上一落座，那个分管新闻的个头像四川人样的副部长就说：
“这案子办得太离谱了，记者不来监督才怪呢。欢迎记者来监督，来，为我们敢于来监督的记者干杯。”
在我的提意下，宣传部的同志也把白杨记者喊了来一起接待。
有白杨在就不愁活跃气氛。
我却活跃不起来，越是宣传部不灭火而是助火我的压力越大，来搞新闻监督，可这采访咋搞呀？采访不到事咋写稿呢？写不出稿来咋监督呢？
当我提出“请宣传部的同志帮我们采访”的要求后，那位副部长说：“这事好办，明天，不，就今天下午，我让检察院的公诉人把那起诉书送来不就有了材料了吗？你再把律师那边的辩护词要一份，不就全了？”
我说：“真是天大的好主意。律师的辩护词我一要就能要到，可检察院的起诉书就不那么好要吗？”
你猜，宣传部的那位副部长咋说？他说：“如果说别的案子不好要的话，这个案子肯定好要，为啥？因为，检察院的公诉人都同情金银花，要不这案子托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检察院不予立案，公安报上来就退回去让补充侦察，连着退了好几次。最后，要不是某某领导下死令这案还是立不了，这叫强迫立案，这事在滨海市几乎人人皆知。有这么办事的吗？民愤大极了。你们记者来好好地曝光曝光，给人民出出气。人家金银花谁不知道是个能干的主儿，人家把七彩城搞活了，你们要强行收回。谁都知道那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那个勘探设计院的女的不就是那个某某市长的情妇吗？要没有某某做后台，一辈子也办不成这样的离谱案子呀。”
白杨提出来要采访检察院的公诉人，因为，她是广播电台采访最好得是录音。开庭审理时比鬼都精的白杨在不让录音的情况下，愣是偷偷的录下来了。问她咋录的，起初她不肯告诉，说：“天机不可泄漏。”后来，她悄悄地告诉我妻子，说她把那微型的录音笔藏匿到她那个最敏感的部位了，说是藏匿在了奶罩里。
白杨的录音帮了我这个半路就被警察轰出来的记者的忙，我获取了我写稿的必要素材。
在白杨的再三的要求下，下午，我们实现了对检察院公诉人的采访。
那个胖乎乎的女检察官的公诉人说的全是上午开庭时说的话，但在话里话外让记者明显地感到检察院的无奈和检察院对金银花的同情。
采访后我跟白杨商量这稿子怎么写？从哪个角度写？敢不敢直接报冤假错案？她说：“当然不敢，不能报冤假错案，因为，并没有判，人民法院没有做出判决。”
这类的稿子怎么写？从什么角度报是考验记者水平的事。记者有高低之分就分在这儿。
我陷入了思索。
令人欣慰的是宣传部给提供了检察院的起诉书，律师提供了辩护词。
但我心里清楚，我最缺的不是这些，这些报出去起不到多大的杀伤作用。就这些报的话，无非是个有罪没罪的问题。我心里清楚，滨海人包括宣传部官员都对此案子如此的打抱不平，要想有杀伤力地进行新闻监督，只从有罪没罪的方面报道，显然远远不够。那蛇的七寸在哪儿呢？
在哪儿？在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上。
不是吹牛，真的不是说大话，我这个从地方宣传部新闻科长破格调到A报当记者的人非等闲之辈。我干新闻追求的是“要弄就弄出响声来。”我清楚，这是个出响声的素材，是个轰动的素材。
我对白杨讲：“做好获奖的准备，这东西搞好了是会获大奖的。”
白杨眨巴着那双美丽的大眼睛说：“是吗？请大哥指教。”
“我想，咱们去采访公安，采访公安的办案人员，直截了当地去追问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的问题。”我说。
“能行吗？怕公安不接受采访。”白杨说。
“请宣传部的同志出面，就说，记者想听听公安方面的意见，有些事情进行核实。”我说。
“哪就请宣传部同志帮下忙。”白杨说。
可当我提出要采访公安时听到了三方面人的不同意意见：一方面是妻子，妻子害怕的认为，你采访公安不是没事找事吗？他们抓你都抓不住，你却送上门去了，真把你扣留了咋办？另一方面是王兴，他先害怕等着了，他说他担不起责任，报社到时候跟他要人就麻烦了，而且他表示，他只是陪着来的，说自己得先走，家里妻子孩子还等着呢。第三方面，也是我无法实现目的一方面，就是宣传部，那副部长说他们不能出面，出面就等于是宣传部请来的记者，那就明着把公安得罪了，那就明着把那个后台领导得罪了，他作为一个副部长担待不起，弄不好就掉了乌纱帽，虽然这帽子不大，可也是热桌子冷板凳练摊子练出来的。不过，庆幸的是，这副部长给我一个区公安分局那个分管并亲自操办这个案子的公安分局副局长走口干的电话，副部长说：
“你采取电话采访的办法，直接跟他对话，电台的记者可以录音，比见他不好的多吗？他就是想抓你都抓不住。”
“好办法。太好了。”白杨雀跃着叫着。
我和白杨采用了这个办法。
什么叫忘乎所以？什么叫心里没数？什么叫不懂政治？什么叫执法违法？凡是你能想出来的贬义词都可以用在这个公安分局副局长的身上，不然，这案子不能办得那么离谱，不然，这个冤假错案不能这么铁，不然，人民的合法权益不能受到如此的侵害，不然，不然------
你猜，这个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在电话里怎么说？他居然这样说：
“你是记者呀？哪个报的？胆不小呀？你是不是吃了狍子胆了？你在什么位置？告诉我，正愁着抓不着你呢。”
电话虽然扣在我的耳朵上声音虽小可传出来的信息仍很强烈，从电话里听到这话当时就吓得我妻子脸发白了，吓的王兴那眼眨巴的和接触不良的灯泡似的，说不害怕是假的，我当时也害怕了，拿着电话的手都有点哆嗦。但我还是镇静下来，知道他这是唬人呢，他越是这样说越证明他心里犯虚。
“你们记者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曝光呀？那就来找我吧，我这儿有的是素材，但是来了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我们不负责。这种事你们记者也来掺和，这都是领导定的，我们听领导的不听记者的，你知道吗？党是谁呀？党是领导。我们不听领导的就没饭吃，这事你明白吧？我说，你们最好去采访我们市的领导，采访我们没有用的，人照抓，羁押照羁押，领导不让放人就放不了。这是铁案，错不了，就是错了也没事。你听着，人民公安为人民，我们为人民不怕记者，你记者不就是有支笔吗？别把自己太当盆菜了，还是小心着点为好。”
你听听这些话，当时气得我就在电话里对他吼上了：“不要这么嚣张，你有后悔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记者吗？是党报党台的记者，你等着吧，党纪国法不会放过你的。你作为人民公安，作为人民的警察，还是什么副局长怎么水平这么低呢？你也别吓唬我，我们不是被吓唬大的。你等着瞧吧。”
放下电话我就对妻子、王兴、白杨讲：“咱们马上撤离这个地方。我们用的电话他们公安能锁定位置，说不好他们会来找我们的。”
我一说这话妻子便说：“你别吓唬人好不好。人家越是胆小你越吓唬。”
王兴那是得加个更字，他马上就表态：“要撤离马上就撤离，慢了就来不及了。”
宣传部的那位副部长也有点脸变色，他说：“以防万一，你说，这多不好，是我提供的电话号码，是我提供的电话，这公安的人说不定真得像记者说的，他们没有王法，他们横行霸道习惯成自然了。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另外安排个地方。真要是你们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好对领导交代。”
王兴坚决地说：“马上撤离，你们不撤离我撤离。”
说罢他就站起身来走。然后，就这样头不回地走了。
你说说，带我两口子来的王兴就这样把我们一丢自己开蹓了，既不顾战友的委托了，也不顾朋友情面了，当然也更不顾我这被他请来的主了。多亏我身上带着足够的钱，不然可咋办呢？
不知啥时候小年也不见了，她怎么走的我记不得了，反正是不见了，她是去继续采访了呢？还是打道回府了呢？都不清楚。后来，也就是回到省城之后我问起她，她说：“因为我急着回来做节目就不辞而别了。”那节目做没做我不清楚，反正我没听到，因为我很少听广播。
剩下我和妻子，宣传部副部长和曲站长就给我们另安排了宾馆。曲站长用他的小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岛上，记不得叫什么岛，那已经是晚上了，在那个岛上的宾馆住了一夜。
我真得感谢曲站长，他对我的款待让我终生难忘。
我真得感谢那位我没有记住姓名的宣传部副部长，他是那样的大义灭亲，他不当灭火器当助火器的精神值得赞赏。
离开滨海市，我兑现我对妻子的承诺：带她玩一圈。哪儿去玩呢？“咱们去蓬莱看海市蜃楼。”妻子说话像吃豆子似的，她是个不犯愁的人，就是哭着哭着，说笑马上就笑了。
海市蜃楼那不是想看就能看上的。但我却留下了对蓬莱海市蜃楼的向往，我站在蓬莱阁的面朝大海的那条黄海和渤海的分水岭处感想万千：我干得这种报打不平，为民伸冤的事和神话里的八仙不一样吗？神话传说中把打抱不平，为民伸冤的称为神仙。如今，像我这样的记者该不该称为神仙呢？八仙保佑呀，保佑我们的平安，保佑我们能为平民伸冤屈。保佑那个金银花早日无罪释放，保佑着让那些违法乱纪的败坏党和政府名声的人早日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问妻子：“看到了吗？”
她说：“啥看到了吗？”
“看到八仙了吗？”
“没有。”
“睁大眼睛看。”
“没看到。”
“上我这儿看。”
“看到你了。”
“对，我就是八仙。”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