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是的，我出发了。
出发去了一个临海的城市，临海城市的名字就叫滨海。滨海是个地级市，辖三区二县，其中一个区的名字叫“之不”。
“之不”这个名字挺蹊跷。怎么就得了这么个蹊跷名字呢？大凡地名都有个说头。
我到此采访时考究这个名字，在一份对外宣传材料上看到这样的描述：之即芝，芝即灵芝。不即罘，罘即屏障。之不即芝罘。芝罘是个岛，岛的形状恰似一株巨大的灵芝；芝罘岛横卧在黄海之中，似一道天然屏障，护卫着身后的沃土。也就是说这个岛有“灵芝”一样的形状，有“罘”一样的作用，因此称之为“芝罘岛”。
说不害怕那是嘴上的功夫，心里确实是存在着害怕的。人之常情，当危险面临每个人时没有不害怕的。董存瑞托举炸药包时不害怕吗？黄继光堵枪眼时不害怕吗？当然不能这样比，可实际上搞新闻监督，尤其是对公安进行新闻监督其危险程度和托举炸药包胸膛堵枪眼差不多。炸药包能把人炸飞了，子弹能把人的胸膛穿透了，新闻监督弄不好能把人毁掉了，不是吗？有多少记者因为新闻监督而遭遇不测，挨打的有之，挨骂的有之，被抓的有之，那个东北的某省的公安不是进京抓记者吗？那个某省的检察院不是将记者抓了吗？那个新闻监督农田的机井是假的记者不是进了监狱吗？以上说过我不是也因为新闻监督被从记者岗位上下岗干了两年杂活吗？我也是人，也是有儿有女有爹有娘有老婆的人，我最害怕的是再一次下岗，害怕的是被公安抓喽。
当我对媳妇说汪峰总编辑派我去搞新闻监督时，她那月亮般的圆脸上的一双大眼睛茫然地看着我，她问我不去不行吗？我说行是行可我不好意思说不去。她问为什么不好意思？我说我干得就是这个活吃得就是这碗饭职责就是这个职责使命就是这个使命。她问就你觉悟高？人家别人就不是记者了？人家别人就不是吃得这碗饭干得这个活职责是个职责使命是这个使命？不让别人去为啥让你去？她问我你撑得什么能？为得什么利？露的什么脸？装得什么英雄？我无言以对无话可说，只是把嘴唇咬在牙下狠劲地咬愣是咬出了血。她急忙把我抱住顺手拿了卫生纸捂住我的嘴，她说我跟你去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咱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就这样我出发了，带着媳妇出发了。
媳妇是我最大的保镖，媳妇是我最大的靠山，只要媳妇在我身边我就什么也不怕。媳妇最支持我的工作，当记者离不了媳妇的支持。她总是依着我，我是她的天，我是她的惟一。为了我的安全，她一定要跟我去，是在看劝不住的情况下采取的保障性选择。
我们乘得是一辆桑他那。本来是要乘公共汽车的，因为报社有纪律不允许记者让被采访者车接车送，可在实际工作中不被车接车送的几乎为零，在这一点上A报的记者要比我们A小报的记者严重的多，在报社当记者能得到受采访者的车接车送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记者本人的分量，要不说有好多规章制度是墙上画马不能骑画上的干饼不能充饥吗？你报社不让车接车送干什么不能给采访的记者解决采访车的问题？出发乘公交来回都报销，报的那点销根本不够花销的，如果严格的按报社的纪律做，记者出发的花销工资搭上都不够。所以在这一点上报社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接就接，送就送，记者的差旅费不管是怎么来的，发票一律报销不误。
桑他那当然是王军提供的，他提供了桑他那的同时还让他的一位在报社后勤工作的战友王兴全程陪同照应。
吃了早饭从济南出发，跑了6个多小时来到滨海市。
那天没有太阳，灰蒙蒙的，有点闷热。到了滨海那儿有王军的亲戚接待，他们领我们去了一家挺豪华的宾馆，记不清叫什么宾馆了，反正条件还是可以的，所有接待我们的人都鬼鬼祟祟，显得惊魂未定，说话小声的，悄悄地行走。
我和妻子住了一个标准间。一进屋我就脱掉了上衣，妻子就说我“脱光膀子多不文明。”
吃饭，当然是吃席了。参加的人员里就多了不少人，一大桌，12个人。主人一一介绍，我才知道有两位北京来的律师，他们是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阎如玉和栾燕民。还有一个人让我吃惊，这个人就是新闻杂志社的记者，她很大方地跟我握手，很热情的用那种主持人的标准普通话跟我交谈，她也是来旁听开庭审理的，也是来搞新闻监督的，也是王军通过关系请来的。那天她很浪漫，穿得是短裤，体恤衫，运动鞋，一身的短打，她对我说“这样有危险好跑呀。”我握她的手，她抓得挺紧地对我报她的姓名“我叫白杨，请多关照。”我回答“费话，谁不知道呀？”你说让人吃不吃惊？白杨居然和我一起行动。
吃饭少不了喝酒，那两位律师挺能喝，白酒啤酒加当地的葡萄酒一起来。我也是挺能喝的，虽说不是那种自己找酒喝的主，可喝起来也能应付一气。妻子管着我，我不敢多喝。白杨好像也喝了，因为，她的脸红了，那种大姑娘的红脸，很漂亮的，白杨长得很漂亮，很阳光，属于看一眼一辈子忘不了的那种女孩子。
吃过饭，喝过酒，本来想到海边去游玩，可白杨提出来“咱们去找律师聊聊吧，明天采访好有的放矢。”
于是，我便让王兴领着媳妇去海边玩，我和白杨就去了律师的房间。
律师二人住的是标准间，标准间里两张床，两张床四个人分开坐，一边坐的是两个律师，一边坐的是我和白杨两个记者。我挨着白杨，白杨就用手拍我的腿，拍的“啪啪”的响，她对我说“你是党报的老记者，这回咱俩得弄个一等奖出来，小妹也算沾你的光了。”
我就问她“你觉着这是个获奖的题材？”
白杨就说“当然，十有八九。新闻监督的稿子好获奖的。”
我说“但愿如此，眼前的关键是弄清事实。”
采访律师，那个叫阎如玉的律师操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这是一起绝对的冤假错案。这官司打不赢就不配当律师了。”
他接着说“一是、挪用资金罪的罪名不能成立，人家金银花是承包经营，也就是说资金是人家自己的，人家自己的资金自己用于促销搞活动不是正常的吗？人家自己花自己的钱怎么说是挪用呢？说金银花是他们公司的人，证据不足，说有工资单，工资表上有金银花的名字，这也说不明问题，人家本不是你勘探设计院的人，全滨海人都知道。二是、超期羁押，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抓进去那一天算起都快500天了，谁家的法律也没有这么长的羁押期呀，判又判不了，放人又不放，这个案子肯定是个让司法部门作难的案子，不按法律办不行，按法律办领导那儿又不好交代。这案子背后肯定有人，肯定有政治，肯定有大官在左右着。这案子打不赢则已，一旦打赢那就是一个轰动社会的大案。首先，公安没法摆脱责任，你抓的人，判不下来，一再补充侦察，检察院一再不立案，也一再不提起公诉，公安难受极了，弄不好公安的办案人员就得因此轻者丢了工作，重者坐牢。二是检察院也很难受，放人放不了，说无罪又不敢说，说有罪又定不下来，冤假错案摆在那儿，谁都想躲避责任，可最后谁也躲不了，非得有一批干部跟着倒霉不行。三、刑讯逼供。像这样的案子一般都会有刑讯逼供的问题发生，公安急于取证，嫌疑人就是不承认，本来吗，人家本来没罪谁又去承认呢？就是你想承认，都不清楚怎么个承认法。比如，金银花根本就不清楚什么叫挪用资金，你让她又去交代什么呢？她不交代，公安就急，一急就逼，一逼就打人，这是要来的，再说金银花是个女的，还是很漂亮的女的，你们知道吗？公安打人上瘾，尤其是刑警，不打人手就痒痒，见了犯人不打几下那是最难受的职业病。这也是我们要抓的问题，抓刑讯逼供，一旦见到金银花就让她在这方面发难。前天我在看守所见金银花时已经交代了，开庭时可以喊冤，喊他们那个了，等着看吧，明天有好戏看呀。”
律师越讲越有情绪，站起来，来回在房间里走，一个劲地自说自问，哪有这么混蛋的公安呢？他就有了呢，哪有这么拿着国家法律开玩笑的呢？就有了呢。哪有这么不懂法的呢？就有了呢。这地方的官也他妈的太不知道头青蛋肿了，你就敢发话让公安抓人？你就没想想抓了人怎么办吗？共产党的天下呀，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不允许这样无法无天，如今已提出依法治国，不是制国而是治国，一个制字改成一个治字，了得？共产党是有真事的，是不允许这样无法无天的。律师激动的语无伦次，他走过来拍着我的肩头说：
“你是个好记者，敢来采访这样的事件是需要胆量的，不过，我要告诉你，这案子大胆做新闻就行，绝对是个轰动全国的爆炸事件。这儿做的太离奇了，只要有点法律知识就能看出来这是个冤假错案。”
然后律师又对白杨说“这姑娘值得钦佩，你不怕？不怕挨打？不怕挨黑砖？要做好准备，我不是吓唬你们，明天你们一暴露记者身份，很可能就不让你们进去，二可能对你们实施特别照顾。”
白杨没说话，我把话接过来说“律师，我再问你一句，这案子真的能打赢？”
律师说“绝对，打不赢你找我，没收我的律师证。”
“那好，有你这句话，我们什么都不怕，我就不信在共产党的天下这些违法乱纪的人会怎么样。白杨，记住，明天不要亮记者证，用身份证领取旁听证，进去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