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个36岁的女人，一个卖傻子瓜子而起家的女人，在七彩食品城陷入严重亏损，不得不向外承包时，她一枝独秀的成了承包者。承包了七彩食品城的整个经营，半年下来，这个会经营善管理有着头脑和魄力的女人楞把七彩食品城盘活了，不仅是营利了，而且是大大的营利了，人们说她赚大了。
作为发包者的原七彩食品城的法人，那个也是女人的女人眼红了，变卦了，她单方撕毁合同，要收回七彩食品城的承包经营权。这个女人可不同于那个女人，这个往外承包七彩食品城的女人有着市长情妇的背景，虽然只是人们口头上的舆论，是不是市长的情妇，谁也拿不出证据，可总是无风不起浪的被人们议论着。她想重新夺回七彩食品城就动用她的那个被称其为情妇的特权，在几经谈判而谈不妥的情况下，在那个女人就是不认她这个女人的这杯酒钱的情况下，她，发包的她，动用了公安，让公安抓了那个承包的她。
汪峰，头上透出一层细汗，他不去擦拭，让那细汗升发出袅袅的热气，那袅袅的热气不打旋地向上升腾。他吸着烟，吸着肯定也是别人送的中华香烟，一口一口不住地吸，一棵接一棵地吸，他所吸的烟升发的烟与那头上升发的热气汇合起来，不注意还认为是在那儿用没晒干的柴草点炉子呢。他脸上的圈嘴胡已经花白了，黑的多，白的少，像黑色的土壤上落下了一层雪花儿，那高度的一圈一圈圆圈的近视镜后面的那双小眼睛，不停的迅速的眨巴，眨巴的频繁劲儿不亚于虚连了电源的手电泡儿。
汪峰，是在思考，面对着我，听着我的汇报他在思考。思考这事的分量，思考这事的尺寸，思考这事应该怎么办。曝光不是说曝就曝的，不是说办就办的，这要懂政治，要懂经济，也要懂政策，懂法律，懂人情世故。为什么要政治家办报？不是政治家办不了报，不仅不让你办，就是让你办不是政治家也办不了。我们国家的新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我们的新闻自由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自由。曝光，曝得好是曝光，曝不好是麻烦，弄不好就是灾难。汪峰只是听我汇报，很认真地听我汇报。
我继续汇报着，公安局抓她时她正在大街上给两岁的孩子喂奶。王军，那个脏不拉几的王军说，干警从她怀中夺过孩子丢在地上就把人抓走了。
听到这话，汪峰拘挛了一下，欠了欠屁股，问了句“什么？你说什么？”我重复着“干警夺过孩子丢在地上把人抓走了”。
汪峰重重地点点头继续让我说。
我说，那王军说抓起来之后没办拘留等有关手续，也没通知家属，既没关进派出所，也没关进公安局，而是关在卫生局的招待所里，完全是非法拘禁，相当于绑架。
汪峰点着头，又一次点上烟，大口大口的吸。问“王军还说什么了？”
王军还说搜查了他们家，把贵重的东西都搜走了，连个一寸的纸条也没打，任何手续没有。王军还说，还说，她妻子在卫生局招待所关押时和一个男嫌疑犯关在一起，她被男嫌疑犯强奸了。
汪峰一下子拍案而起，把烟头使劲按死在桌子上，几近狂吼地喊道“查，曝光，不查不曝光就不是人养的，把事情查准查实，查他个水落石出，我就不信在共产党的天下能让这些违法乱纪的人胡作非为。”
狂吼过后他又问我“还有什么情况？”我说，公安抓她是以挪用资金罪抓的，是按刑事案办的案，已经羁押了五百多天，判也不判，放也不放，严重的超期羁押。本月23号开庭审理，汪总你决定我们是否对此关注？
汪峰挠了挠他那一头的好脸说“这事不查能行吗？不查能对得住良心吗？能对得住党报吗？查，查实了，能曝光的曝光。林老，拜托了，你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不过一定要稳妥，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打虎不成反被虎咬，这方面你是有教训的，比瞎子害眼厉害的多。”
那个年代，那个刚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那个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年代，那个以法治国的理念还没有形成的年代，不能说中国的司法怎么怎么着，起码是还不怎么怎么着，回首那时的情境真的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这方面你是有教训的”汪峰的这句话揭痛了我的伤疤。
可以说没有汪峰到农村版当总编辑就没有我的复出，不是吗？我已经被停止记者工作了，被那个看不惯我，对我抱有成见的，因为我是上一届总编的红人而她是上一届总编的“敌人”的女总编，公报私仇停止我的记者工作两年了。
在汪峰前，原是副总编的她在她那曾当过副省长的父亲相助之下当上了总编，在这个好搞派性斗争，好以人划线充满了官场气息的，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党报环境里充分地表现着她的能力。当然整人总是有诱头的有理由的，出身于官吏家庭“文革”时期“工农兵”大学生的她，别看新闻业务上不咋的，可在整人上确有一套吃人不吐骨头的能力。整我的诱头是，我受她和记者部主任的派遣，去凉山调查三个修铁路的农民为什么散伙的问题，采写了《凉山三好汉散伙内幕》稿子，得到她的审稿后发表出来，因为其文中写到主要散伙原因是其中一人吃回扣问题造成的，因为我拿到了那个吃回扣人的借款借条，不承想那人看后告我报道失实，说他是借款而不是吃回扣，我与他据理力辩，不是吃回扣为什么不还借款，被借款人一口咬定是回扣，那个人因为理亏而不再与我纠缠。可这个女总编辑却拿这个事当成事，既不说我有什么错误也不说犯了哪条纪律，硬让我从记者岗位下来到办公室干分发报纸，发放稿费，打扫卫生的通联工作的杂活，一干就是两年，换届时施行竞争上岗，汪峰竞争上农村版正处级的总编，汪峰一上台便遇上了这个曝光的活儿，于是便将我重新利用起来。
这叫什么？叫什么？叫戴罪立功？叫不计前嫌？说不清道不明，我是既高兴又难受，既荣幸又悲哀，说不清的一种滋味。
汪峰说这叫“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还真顶俩了，像这样的活儿一般都要派上两个记者去完成，为了一旦出了问题互相有个照应也互相有个证明。可汪峰坚持就让我一个人去完成，说什么“再带一个人怕误你的手脚，我这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以后我就是要坚持一人作战原则，一般不派两个记者作战，两个人出去战斗力不强，单打独斗那才叫本事，我们要学晚报的记者，单干，党报记者像官不像记者的作风必须改改。”
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借着他的话我说“不能再像上一次了，拿我当枪使了再把我这枪当柴烧。”
汪峰回答“那种缺德的事不可能再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