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陷入了回忆。回忆起和汪峰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就是《我无罪凭啥关我518天》，这篇长篇通讯是在他的支持下采访调查、创作发表的。汪峰的铁肩担道义，为民鼓与呼的精神可见一斑。
一
曝光，是的。
我看着，瞪大了眼睛地看着，那个满脸长满了胡须，长发过耳，少说半年没有洗过澡的脏不拉几的王军，看着那个表情像小偷，随时都怕被公安逮住，贼溜溜的眼睛不住地往门外张望的王军，看着那个讲话讲的满嘴冒白沫，两个嘴角挂着白沫的王军。我问他，你讲的这些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作为记者一定要给他曝光。
王军跪下了，那样的两腿一曲，双膝同时下弯，狠狠地不加任何保护地朝我跪下了。他喊着，那样带着哭腔的，犹如豫剧唱腔的道白那样地喊着“救救俺媳妇吧，她冤枉呀。”喊过了，那样豫剧道白带着哭腔的喊过之后，他将那颗长发过耳满脸胡须的头朝地上磕去，一下，两下，三下，第一下磕起来我看到他额头上鼓起一个像乒乓球样大的包，第二下磕起来我看到那乒乓球样大的包磕破了流出了鲜红的血，第三下磕起来我看到那鲜红的血顺着他的脸他的鼻子往下淌，顿时间他成了画脸老包。我迅速地扑下去像空中的苍鹰铺散着翅膀俯冲下去抱住了他，把他抱在怀里，紧紧地抱着他我连声呼喊着“兄弟”对他讲“我答应，我答应你。”
王军，那个满脸是血满嘴白沫走投无路的王军听了我的话“呜呜”地大哭起来，那哭声捶胸跌足般的粗壮嘹亮，多久的积压在心里的冤屈一渲而出。
我掀起雪白的衬衣的衣角扯掉了纽扣脱下一只袖子用雪白的衬衣捂住了他的头他的脸和他嚎啕大哭的嘴，我动情地喊着“兄弟”。
报社医务室的大夫跑来为他包扎，把他包扎成了像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场上受伤的战士。面对着用白纱布包扎起来完全变了模样的王军，我再一次地问他你所讲的情况属实吗？他向我骂誓说，如果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让我不得好死，让汽车轧死，让狗咬死，断子绝孙。
我作为党报记者，一个资深记者职业性的判断，我的条理清楚逻辑不乱理智性的判断，告诉我，他没有骗我，是真的，肯定是真的。不然的话，他编也编不这么圆，瞎话说也说不这么像。何必呢?他闲着没事了？吃饱撑的？跟自己过不去？放着好日子不过？放着他那工商局的科长的工作不干，到处瞎捣弄个什么？
关键的是我怎么办，我这个党报的记者怎么办？怎么办？曝光？曝光是闹着玩吗？你说了算还是谁说了算？曝光首先要判断这个事该不该曝光够不够曝光条件，还要判断曝光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起到作用？那个汪峰，那个汪峰总编辑批准不批准采访？批准不批准出发？批准不批准写稿？批准不批准发稿？是发《内参》还是公开见报？是上一版重要版面还是上一般版面？是重点稿还是一般稿？还是干脆枪毙？
去也不让去采访，一切趴死也不是不可能。他头里有的是鬼点子，他还应该说是个懂新闻业务的总编辑，是个好抓新闻监督，好弄出点响声来的总编辑。他常把“第四种权力”的说法挂在嘴上，每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那么的自豪，那么的尊严，那么的不可一世，也那么的可亲可爱。每到说这话的时候胡须便像每一根都直立起来。
接手了王军的上访而被列入案子的案子我忐忑的像个地方，如果说新闻监督是第四种权力的话，这第四种权力行使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王军这个案子面对的可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单位而是公安，那个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年代，当时不怎么讲理的公安好打人的公安，在我心中达小就害怕的公安，那个也是四种权力中的第三种司法权力的公安，就等于第四种权力和第三种权力的交锋，一旦出个差错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呀。要说不害怕是假的，谁愿意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碰不好就碰的头破血流，轻者疗疗伤，重者就可能断送了性命。做了20多年记者的我不是心里没数的那种出生不怕虎的牛犊，不是没有蛋坠着就上天的二猫蛋子。
我犹豫了，想对王军说，这案子我办不了，你另找高明吧。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就觉着有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于是脸上火辣辣的发烧，我低下了头，用牙咬住了嘴唇。心里在说，咱这算个什么东西？什么王八孙子记者，什么党的喉舌？什么铁肩担道义为民鼓与呼？狗屁。我敢说，每个有点良心的记者在这个时候都会有这样复杂的心情，都会有这样的思想斗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写个表扬稿，当个和平记者，吃香的，喝辣的，收个红包，吃个提成，收个礼品，好多记者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都会的，在这个真假记者难分，好人坏人难分的年代，我当如何？最后还是把王军的打印材料收下了，收下了，告诉他回去我好好思考一下，向总编辑汇报汇报，我会尽力而为的，会的，会对得住我的良心的。
王军又一次跪下去，我抱住了他，没等他把带伤的头再一次磕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