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篇《依法选举消传言》新闻稿，被中央信访办采纳为处理上访问题的依据，最终被诬告的村支书得到有效保护，从此，青石村跨进村民自治的新时代。
第四章 青石村的村民自治
1.
本来我不准备上班上去了，因为昨天刚出差回来想睡个懒觉，可三番五次的电话铃声搅得我无法休息，接起电话刚一“喂”，就听到总编辑发布指令的声音，他叫我马上到报社吸烟室，还说有重要事情跟我商量，然后就放了电话。
我们在新闻大厦办公，是那种大平台敞开式的，一人一个小格子，总编辑办公室只是多围了一圈玻璃幕墙，如果开会只能去吸烟室，而且一说去那里就意味着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了。
这次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清楚这位总编平时好故弄玄虚，不过，他又是一个特聪明的总编，而且喜欢拿我当枪使，一是因为我这样的老同志不再追求“进步”了，对年轻同志的发展不具威胁，二是因为我确实是一杆特别锋利的枪。
一进门，浓重的烟味就让我立即感受到那凝重的气氛。除了总编，还有两个人坐在里面，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都在“鼓鼓”地吸烟，好像是在参加吸烟比赛一般。我啥话没说，便加入了他们的吸烟行列。四个人就这样吸了一根再点上一根，谁也不说话，我就越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不过心里清楚，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可又不好主动开口询问。
总编亲自给我续了杯水，又猛吸了两口烟，才缓慢地说：“老徐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同学，打小的光腚朋友——张家驹。叫你来啥事呢？让他给你说吧。”
“是这么回事。”张家驹说，“我吧，是你们总编的同学。这一位呢，叫吴献楠，是我的同学，我们三个是同学加同学的关系。啥事呢？是求你这位资深著名记者来了，你的大名俺们都知道，是慕名而来的。”
“是的，老徐，他们是慕名而来的。你了不得呀，大名鼎鼎呀。”总编故弄玄虚的语调又使出来了，而戴高帽是其中的特点之一。
我这个人不会谦虚，只是点头。不过，心里也明白，他们给我戴高帽不是白戴的。
“我来说吧。”那个叫吴献楠的有些耐不住了，“我是来告状的，告我们恶霸支书的状。”
我马上就把眉头皱起来了，心里说：你们这是走后门来告状呀。只要不是恶人先告状，那就告吧，我洗耳恭听。
吴献楠前面的话音未落，火气就上来了，他越是这样就越说不清楚，东一句“他太霸道了”，西一句“这人是个贪污犯”；头上一句“这人是个流氓”，脚上一句“坏得很”…… 他到底要告啥？真是让我眉毛胡子什么也抓不住了。
从心里来讲，我虽然会本能地先同情上访告状者，但对面前这个吴献楠却很难产生出同情心理——首先，他的穿着打扮、长相口气等不像是一般的老百姓；其次，这样借助走后门的告状者我遇到的多了，凭经验而论，这种告状一般成不了气候，其所告对象的问题一般不会太大。
就这样，他颠三倒四地说着，我就待在那儿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最后，我实在耐不住了，就问他：“你们到底想告啥状？告谁的状？”
其实，吴献楠是那个准备告状的，而总编的同学张家驹只是彼此的介绍人。在之前，吴献楠就时不时地说怕自己说不到点子上，还说一见记者就紧张，便想让张家驹替他说，可张家驹躲躲闪闪地不愿意代劳。此时经我一追问，吴献楠就有点结巴起来：“我，我，我呢，反正就是想那个，那个，那个，他也太霸道了！”
“你说的‘他’到底是谁呢？”我又问了一句。
“那还有谁，你不知道？”吴献楠更加紧张起来。
“我咋知道，你还没说呢，我咋知道？”我有点不耐烦了。
总编看出我的不耐烦，就赶紧递给我一根烟。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让我稳住神、耐住性子听人家说。
张家驹不得不接过了话，说：“咳，别绕弯了，就是来告××市××区××街道办事处青石村的书记许伟民的，他拉选票、搞贿选、强奸民意。”
“村书记不用选举呀。”我故意说道。
“咋，咋，不选举？”吴献楠又着急地说，“就是选举，他，他，那个，贿选，拉票，500块钱一张票。”
“书记是上级党委任命的，不是通过村民选举产生的。你们连主体都弄不清楚，告什么啊？书记不用选举拉什么选票？”我嘴上这样说，其实心里大致明白了，因为这一段正是村委会换届期间，告这方面状的人太多了。
这要从背景讲起：按理说，村支书和村主任的职务职责也要实行“党政分开”，也就是不能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肩挑”。不过，毕竟中国农村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正式实行村委会直选以后，村民就更看重自己手中选票的分量，有些地方的村民甚至只认可选举出来的村主任，这就让由上级党委任命的村书记很难开展工作。因而，有些地方为了顺应“民意”，就做出“没有被选上村主任的不能担任村支书”的规定。如此一来，“一肩挑”就逐渐普及开来。可是，“一肩挑”的直接后果是缺失了相互监督，形成了纯粹的“一支笔”，这就为村内财务等方面的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进而形成了新的基层矛盾。
不过，按照我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个吴献楠此行的目的应该不只是检举揭发村支书那么简单。所以，我要为让他尽快说出实话做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