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写这部书时，我查阅到了当时的采访笔记，那是2005年5月的事情。
那天，李保林老人的9个子孙以及安城镇19个村庄的村民代表共30多人，直接来到省信访办反映情况。省信访办接访后，根据他们反映的问题转交给负责村级换届选举工作的省民政厅。恰好，我按照报社的既定选题，到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处商讨做一版“村委换届你知道多少”的政策法律问答，内容包括：选民资格要弄清；候选人不能想当就当；选举大会谁当主持人；计票的原则问题；选票过半数的人多了咋办；选举正副主任如何计票；委托投票该咋办理等。
其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李保林老人遇到的情况，可否让自己的孙子代他投票。当我走进基层政权处办公室时，王处长正在给来访人员谈这个问题。他看到我后，连介绍带打招呼道：“正好记者同志来了。老徐呀，你来的正好，一起听听吧。”然后，接着对来访人员说，“李大爷向镇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可以委托自己的孙子投票的问题并没有错，这在《山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有明文规定，主要有六条：1、委托必须是本人自愿进行；2、申请和委托必须具备法律效力；3、被委托人必须是选民；4、每一个选民所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5、委托他人代为投票必须经村民选举委员会同意；6、已接受委托的选民不得转给别人。对此，参与选举工作的镇工作人员应该非常清楚，并且应该当场向李大爷进行解释。”
就这样，王处长每听完一个相关情况，便起身搬出有关文件进行对号，然后念一段文件是怎么规定的，或者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我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记录在采访本上，同时用录音笔进行录音。
最后，王处长对我说：“真是太不像话了，哪有这么搞的！老徐呀，你是不是亲自跑一趟，采访调查这个安城镇的问题，如果真像乡亲们反映的这样，你们可以写《内参》，我们也可以写报告给省领导。”
“可以。”我当场回答，“不过，最好叫《内参》记者一起采访。”
王处长随即打电话进行协调。很快，《大众日报·内参》记者就到了。哈哈，竟然是我曾带过的实习生孙洁。这个小孙年仅24岁，长得小巧玲珑，而且是个特别机灵且文笔不错的女孩子。一看是我，她就一口一个“徐老师”地说：“多关照呀。”
略做准备，我和小孙就出发了。
在告别李保林老人之后，我们又按照计划逐村进行采访调查，为了保证客观性，我们只让向导送到村口。
接下来的第一站是东固村。
进村大概100米，我们看到一个被简陋篱笆围住的院落，刚要进院探问，只听“汪”一声，又见一条大黑狗从院内柴禾垛里窜出。农村的狗很少见到生人，一见生人那可是凶悍，吓得孙洁“嗷嗷”地叫着向后躲。对待农村的狗我有经验，别看它那么凶，其实胆很小，我最拿手的办法就是，只要蹲下装作捡砖头或操棍子，它就会胆小地向后退。这时，主人闻声从北屋里跑出来，一声呼唤，那黒狗就乖乖地退回柴禾垛里去了。不过，我们的小孙已经被吓得脸黄了。
在主人的邀请下，我们进了那土坯屋，只见一个从南到北的土坯炕，铺着用麦杆编织的破席子，上面堆着两条露着棉花的破被子；炕的南头连着一个地锅灶，木锅盖黑乎乎的，灶台的北侧堆放着没有洗刷的勺子、铲子、盆子和碗；屋内也是土坯墙，烟熏到屋顶，尤其是墙的上半截就像那木锅盖一样黑乎乎的；没有电视，没有沙发，只有一张几乎要散架的八仙桌和两个长条板凳。“一贫如洗”这个词用在这里再准确不过了。
5月这个季节，应该是地里活最多的时候，因为下雨，全家人包括两个孩子都待在屋里。男主人看上去有40多岁，上身裹着一件掉了扣子的灰上衣，下身套着一件褪色的粗布兰裤子。在他问清我们的来意后，当即连声说：“俺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我们只得提到几个在上访材料中出现的人名，又解释劝慰一番，他才猛然抬起头，竹筒倒豆子般讲起来：
俺村是5月3日下午进行的村委换届选举，镇党委书记也到场了，村民李峰被他指点为记票人。本来李峰不愿意当，他非让人家当，可人家当了又不让管事。李峰亲眼看见唱票人李显明把另外3个候选人的名字隔过去不唱票，就问：“你咋不念人家的名字呢？你不念的话，就让我念。”结果，两个人起了争执，先是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后来就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这时，书记使了眼色，镇里来的人就一窝风上去阻止，一直到李峰不敢吭声了。你说说，这叫啥选举呀？
听着他的诉说，我们验证了上访材料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记者采访最好的方法是到现场随机进行调查证实，像我们这样进村入户随机调查一般不会失实。在这个村，我们又在另一户人家进行了同样的询问，得到了基本一致的回答。于是，我们又到下一村落实另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