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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农村基层换届选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日益凸显，矛盾的爆发点也越来越高，以致新闻监督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一次采访报道中，跟随我的一名小女记者就曾差点被开除。
那次是接到群众来访，反映“安城镇在村级换届选举中不公正”的问题。受省民政厅委托和报社指派，我和大众日报内参记者孙洁前往安城镇农村，进行调查采访。
按照采访计划，我们首先来到安城镇白庙村，采访对象是一名80岁高龄叫李保林的老人，他还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当得知有记者到访，李保林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相迎，未曾开口，就已经失声痛哭。
一些村民也闻讯赶来，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李保林老人在众人的劝说下，才平复下心情，向我们述说——
那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这可是咱农民的大事，党和国家那么信任咱农民，让咱自已的事自己当家，我是个老党员，是抗美援朝的时候火线入党的，我当然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选举活动。
早上7点多钟我到了选举现场，那是在村东边的场院里，县里镇里来的干部少说也有20人。开会前让人全都坐下，就坐在场院的土地上，有爱干净的往腚下垫个纸。憨三家的那个闺女穿着条白裤子，不愿意往地上坐，就蹲着，有干部就批评她，让她坐下。一坐下把闺女的白裤子都弄脏了，心疼得直掉眼泪。那么多干部一个个沉着脸，如面临大敌似的。俺村每回换届选举都不顺利，一直也没有成立村委会，所以县里和镇里对这次换届选举就特别重视，重视归重视。
我因为啥呢？我倒是坐在地上了，80岁的老头子坐到地上就不好起来，可投票的时候不起来又不行，我就想问问让我孙子代我写票和投票行不。老人事多嘛，我就让孙子把我扶起来，到主席台那儿找镇领导去问。对我提的问题不回答也就算了，没想到他们把我当成闹事的了，把我好一顿训，那么大年纪了一点情面也不给。给我扣了个破坏选举的帽子。
当时他们一训我，会场的人就爆场了，都从地上站起来，好多年轻人还冲上去跟他们理论，不知谁喊了声“咱们不参选了”，人们就一哄而散了。至今，俺村里还没有进行选举。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记者同志，今天你们来了，要为俺们老百姓做主呀。这事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喽，选不成不是我的事，这责任要分清楚。这不，我的3个儿子、6个孙子不愿背破坏选举的黑锅，你想想，他们能答应吗？他们这些日子啥也不干了，向上边去告状，不讨个公道绝不罢休。你知道吗？俺这9个孩子为了给我讨公道，曾在县委门口跪了一个星期呀，天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可就是没人过问呀。为啥呢？后来俺才知道县里有规定：在村委换届期间，一律不接待上访，对选举中出现的问题一律不做处理。没办法，我这9个孩子又上告到地委，那里倒是接待了，说是给处理，可一等就是半个月不见音讯，这才去了省城。
当着满屋子乡亲的面，你问问我说的是真话吧？如果有一句假话，我愿承担法律责任。
李保林老人的话音刚落，屋里的村民们就连声作证：“对，说的都是实话！”
在结束采访后，村民们谦恭地把我们送出来，并且满怀期冀地连连问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显然，质朴的村民们真的把“记者”当做了无所不能的无冕之王。
我不忍心扑灭他们哪怕一点点的希望，可是我又非常清楚“记者”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只能这样回答：我在这儿不敢下什么保证，但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心情和你们是一样的。而且，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受法律保护的，村民直选是写入宪法的，实行村民自治更是有法可依的。从李大爷反映的问题来看，这样组织村民直选的办法是不对的，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李大爷讨回应有的公道。
其实，即便是这样回答，也有些超出了“记者”的身份定位。不过，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常年的农村基层采访经验，让我有了较好的尺度把握能力；其次，我和孙洁的此次采访是领有官方任务的。这要从头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