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就在那篇报道刊发不久，我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对方竟然是温铁军，这让我太意外。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也许有人会问：温铁军是谁？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个颁奖典礼上，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列入国策，足以说明其洞察力。他认为：“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因此，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的排序，而是“农民、农村、农业”。并指出，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他直言“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而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同时坦陈，有些问题，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我曾经看过温铁军的《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等文章，对他的学识和见解非常佩服。而且他不仅仅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理论家，曾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偏远乡村之间，进行过多年的农村实地调研。
此次，温铁军打来电话，是在看了我的《刘庄乡32个村实现村账“四清”》后，邀我到北京相见。
当我如约来到《中国改革》杂志社，穿过楼前汇集的上访人群，进入办公室，温铁军热情地主动介绍在座的两个人，“这位是李昌平，这位是桂晓奇。”转而指着我说，“这位就是我说过的山东那匹‘黑马’徐少林，他写了不少监督‘三农’方面的稿件，最近我看到他发表的《刘庄乡32个村实现村账‘四清’》，很有见的，所以我请他来和我们交流交流。”
对于李昌平和桂晓奇，我也是久仰大名。在此，先一个一个地说：
李昌平，在大学做过教授，在基层当过副镇长、乡党委书记，在杂志社干过执行主编；2000年3月上书朱镕基总理，反应“三农”问题；著有《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等书；呼吁“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被《南方都市报》等机构评为“2006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
桂晓奇，曾任《农村发展论丛》的常务副社长、主编职务，编过一本《减轻农民负担手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
此时，温铁军已将二人收到帐下，桂晓奇出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的总编辑，李昌平任副总编辑。
说实话，我们四人个个都是大嘴叉子，一个比一个能讲，主要是围绕“三农”，你讲一段，我讲一段，讲来讲去就不谋而合地讲到农村财务这个话题上来。
农村的问题啥重要？我说，都重要。重中之重是哪个问题？当然是财务！为啥说农村财务很重要？一是随着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进，农民和乡村干部对如何更好地管理好村级财务，多了不少的关心和疑虑；二是农民上访告状大多是财务问题，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村账乡管”、“委托代管”的做法，违背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心愿，也与我国实行的村民自治背道而驰，名义上是“改革”、“创新”，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对村级财务的管理权，不仅不宜提倡、推广，而且要坚决予以制止、纠正，最多以此作为一种过渡措施。我们常说“亲兄弟明算账”，不仅要算账目，还要算财权，如果不明算，不出问题才怪呢。
我们一致认为，村级财务管理中长期存在一些痼疾，如财务不公开，白条入账，村干部随意花钱、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仅说建国后，我党在历史上就曾屡次开展涉及“财务”问题的运动，如“三反五反”、“四清”等，进而持续不断地对干部进行的相关教育。
【注1：“三反五反”是指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前者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后者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注2：“四清”是指在1963年至1966年开展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客观地说，村级财务管理中出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每个村可能都不一样，但其中具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或者说根本原因，那就是缺乏群众参与以及有效监督，没有很好地按照村民自治的要求，执行村级财务管理的各项制度，致使相关规定及制度成了墙上的摆设。
最后，温铁军决定，针对“清村账”问题，让李昌平和我赴山东省聊城地区的刘庄乡搞一次调研。
接下来，我们四人共进午餐，桂晓奇和我喝了不少酒，温铁军和李昌平滴酒未沾，他俩自称不胜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