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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调研活动显然会遇到来自“官方”某些人的阻力，或者叫“笑脸相待、消极应对”，因为不论调研结论的好坏，均会对他们的工作“不利”——若结论是好的，那么就需要总结经验、大力推广，就会打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明哲保身”的现状，就要积极带头到基层落实工作；若结论是坏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总结教训、追查责任，有人就有可能乌纱帽落地。
况且，调研活动与新闻采访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后者因篇幅有限，可以仅就某个问题进行采访报道就行了，即便是做些官样文章也无伤大雅；前者则需要全面透视某一问题或现象，注重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用数据说话，注重来自最基层的声音，即“田野调查”，如果有“官方”陪同或引导，难免会出现“失真”的情况。
最终，李昌平和我决定先直接进村走访群众。
我们先来到一个曾经出过严重问题的村，主要采访了现任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他了解了我们的来意后，第一句话就是：“真是到了不治不行的程度！”据他介绍，这是个只有388人口、745亩耕地的小村，从1992年到1999年的四任村干部就不明不白地花掉村里100多万元钱。在1995年和1996年，纪检委先后来村查过两次账，都无功而返；在1998年，村民代表还自行查过一次账，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主要是纪检委来的人和村民代表都不懂账，查不到点子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被说情风、保护伞闹的，一到节骨眼上，如果没有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做主，乡里乡亲的谁也不会太梗着脖子出头了。
在随后的一系列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源头：1992年京九铁路动工到刘庄乡，全乡被占用耕地1100亩，加上出售土方的收入，沿线各村获得现金近1000万元。收入最多的村有160余万元，最少的也在50万元以上。村集体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可是，相应的措施和制度，比如“怎么管”、“怎么用”却没有跟上，不到5年时间，这些钱基本被花光了。看着奔腾在自己土地上的列车，农民的血也在奔腾，“钱怎么花了？还我们一个明白！”就成了刘庄乡广大群众的共同心声。由此，上访事件接连不断。也由此，村班子瘫痪了。
据一位老资格的县宣传部的干部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的刘庄乡，可是个工作基础很好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好得很，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走下坡路，主要问题就是出在村财务管理混乱上，导致人心混乱，干群关系恶化。
其实，这种“钱多了反而不会管不会花”的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比较普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富裕的农村地区。而且，以后无论怎样深化改革，“让农民越来越富裕”势必是唯一的中心点，比如2006年实行的全面“取消农业税”，就是一项直接惠及全国农民的好政策。不过，农村地区的“财务账”不会也不能被取消，反而会因愈加富裕而亟需在管理上愈加改进与完善，包括与之相辅相成的“土地事”、“选村官”等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在另一个村调研采访时得知，上一任村支书因将村公款分别“借给”乡党委书记的爱人、乡人大主任、乡派出所所长，共计8500元，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显然，村财务账也会波及到“上级领导”，这不仅会为管理和查办带来难度，而且令支配村财务的“一支笔”变得有持无恐。比如，在孟大胆启动的查账过程中，发现某村的村干部用铁路款支付了全村的电费，却仍从村民身上重复收缴，然后私分了；给村民代买的地膜实际是1.5万元，下账时却成了3万元。有的村在涵洞改道时，上级拨款2万元，没入账就被村干部私分了；将一口砖井上报成机井，就变相贪下4000多元。有的村在建设中心小学时，实际用了10万元，却上报成15万元……借用一名村民的话就是：这简直是明抢啊！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查过账，也并不是没有处理过相关村干部。对此，一名村干部说：“原来纪检委、检察院也查过，不过都是就事论事，群众反映啥就查啥，还查不到点子上，而且一找熟人托关系，绝大部分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久而久之，村财务就愈加呈现出“不入账、不审批、不公开、乱花钱”的现象，最终导致“干部贪了，班子瘫了，民心散了，矛盾多了，不治不行了”。
相比之下，孟大胆主导的这次清查比较彻底，而且邀请了检察院的“查账专家”参与，清查范围涉及八年时间、四届村干部，不论是否在任都要查！
事后，有村干部这样进行描述：检察院专门的查账员来了后，先“关大门”，再一笔一笔查收入、查支出。外行人不用查，看着那一堆堆的账本都会晕，可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有一笔处理道路障碍物的账，当时确实有笔贷款，而且村里已经还了，可后来又多出一笔还贷款，等于是先后还了两次贷款。查出来后，那个做假账的村干部不得不退赔了2万多元。为查清铁路补贴款，工作组还专门派人到铁路部门去查，一笔也不马虎，从济南到兖州又到东北，查回来再和村里的账核对。包括小卖部、饭馆以及村干部可能去消费的所有地方都查了，直到彻底查清为止。
据一名参加工作组的同志说，对于查账结果有三个“想不到”：想不到村干部的胆子会这么大；想不到村里的财务账会这么乱；想不到犯错误的干部会这么多。
事后统计，在全乡32个村中，有17个村存在重大问题；有的村12名干部个个有问题；其中，有一名村支书为此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