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刘庄乡隶属聊城地区的临清市,当我在乡政府大门下车时,一眼就看到一个宽额头、大脸盘、大鼻子、大嘴的汉子,加上那个大秃头,活脱脱的就是鲁智深在世啊。这不是孟会计的儿子吗?他怎么在这里?那还是在文革期间,他父亲当时是市委招待所的会计,曾和我一起被抽调到“学大寨工作团”团部,他有时会来看父亲,所以彼此算是老熟人了。难道他就是那个孟大胆——孟永波?

        “大哥,原来是你!”那人快步迎上前,张开大手一把抓住我的双臂,亮开大嗓门说,“徐秋林只给我说要来一个记者,没说是你,这个徐秋林,差点儿让我怠慢了大哥。”随即,拥着我进了他的办公室,“这就是我的上任挨揍的办公室,我一来就搬进这里了,有人劝我到别的办公室,哈哈哈,我就不信这个邪!对了,大哥,咱们事先说好喽,你来这里吃饭喝酒我个人全包,采访这件事呢,对不住了,我从不接受记者采访。”

        一听这话,我以“嘿嘿”两声应对,不肯定,也不否定。我知道,像孟大胆这样的性情中人,既然他说了那样的话,若非要采访往往会碰一鼻子灰。所以,转而问他:“你父亲的身体还好吧?”

        这样把话题一岔开,尴尬的气氛立刻就缓解了。他回答说:“我爸可硬朗了,退休后非要回乡下老家,还种了一院子的菜,养了十几只鸡,好着呢。”

        我又问:“你不是水利学院毕业的吗,我听说省水利厅想留你,多么好的工作啊,你咋不留下呢?”

        他说:“当时,省水利厅到学校选人,我确实被选上了,可自己不想去,嘿嘿。不是我觉悟高,是因为我爸得了癌症,身边需要人照顾,我就选择分配到我家所在的镇,任镇办公室秘书,同时跟着分管水利的副镇长跑跑具体工作。”

        我故意诧异道:“那你进步很快呀,才十来年就当上乡党委书记了。”

        孟大胆也不谦虚了,得意地笑道:“还算可以吧,在我们那批毕业生里,我算是进步最快的。先是在一个镇当副镇长,又到另一个镇当镇长,前年才来这里当书记。这不最近又要换届了,我还不知道有什么着落呢。”

        这样话一聊开,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占据一个制高点进行深入采访。以我的经验,有三个方面可供选择:一是“拉虎皮做大旗”,即亮出权威部门或人物令被采访对象就范,比如我所在的大众日报是省级党报,在一般情况下市级领导是积极配合的,对于孟大胆而言,就不必劳驾市级领导了,因为我在调到大众日报之前曾任临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摆个老谱就行了;二是“拉熟人做助阵”,这也好办,我三弟徐秋林和孟大胆同任乡党委书记;三是“追责激将法”……

        于是,我对孟大胆说:“那咱们就谈谈你继续进步的事。老弟,你先别紧张啊,我们接到一封涉及你的群众来信,报社领导就派我先来调查调查。我觉得,若有问题,那就要敢于承担;若没问题呢,该澄清还是要澄清。你说呢?”其实,记者外出采访都是要经过报社领导批准的,在这方面,我没说假话。

        孟大胆听后,眉头先是一锁,然后微松又一锁,最后就锁在那儿解不开了。紧接着又是给我沏茶,又是给我点烟,稍停片刻,他猛地一拍桌子,说:“好吧,大哥你问吧,随便问什么都行,如果有抵触、有隐瞒,我孟永波就不是共产党员!问完了我,全乡32个村你随便去调查,查出问题我承担所有责任,该处分就处分,该抓就抓!”

        这就好办了,我单刀直入地问:“你们是不是大张旗鼓地搞了清村账?”

        “是,清村账是为了搞好农村的工作,不清是不行的,否则整个乡的基本工作都不能正常运转了,当时集体上访的村就占到一半多。在清村账后,全乡被判刑的村干部3名,取保候审的6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9名,接受退赔、罚款处理的42名,其中退赔款总计47万元。整个算下来,涉及全乡一半多的村‘两委’。同时,全乡清理偿还‘村集体欠村民’款72万元、‘村民欠村集体’款36万元,以及‘乡与村集体’债务102万元。”

        虽然事先我从徐秋林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但刚刚听到如此大的处罚范围和力度,还是让我暗暗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不过,采访还要继续下去,而且不能表现出任何“怜惜”的情绪,否则就很难达到愈加接近真相的目的。

        我沉住气,尽量采用诘问的语气:“你们清村账怎么个运作法?”

        孟大胆解释道:“以存在问题的大小、难度为标准,把全乡分成一二三级村,而且先捡难度最大最硬的下手,由我坐镇,由副书记带队,抽调乡直干部,成立工作组。驻村后,以‘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主……”

        我故意说:“这不还是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吗?”

        孟大胆不屑地一笑,说:“你说‘老一套’?那可是经过我党长期实践检验过的,就是好,关键问题是如何予以贯彻落实。有的人就是忘了这个‘老一套’,或者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到实处,才觉得工作处处有难度,才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那你们又是怎么具体落实的?”

        “如今不是法治社会吗,所以,我们还请来检察院的专业财务查账人员直接介入。说实话,我之前干过副镇长、镇长,也参与和主持过查村账,最头痛的就是——查不准,一查就串供,弄不好还被反咬一口,最终还是查不清。这次请来检察院的内行,一查一个准,够刑事责任的直接带走,不够的移交纪委。原来搞这种案子是纪委移交检察院,这次是检察院移交纪委。事实清楚,干净利落!”

        我又追问:“在清村账的过程中,你们是不是有过激行为?”

        孟大胆真的有些急了,说:“大哥,你虽然没干过乡干部,不过肯定清楚基层的具体情况吧?对了,你也是农民出身,你应该知道农民种点粮食挣点钱不容易吧!如果连农民的东西都贪,那还叫人吗?不要说这次有检察院直接介入,在法律程序上有了保障,就算是有过激行为,我个人觉得也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他们自作自受!不是已经有人为此告过我的状了吗,这次你又来调查了。那好,你就随便调查,如果查出问题,我就自己背铺盖卷到检察院报到!”

        此时的孟大胆,居然红了眼圈。

        作为一名记者,我当然不能仅仅听他的一面之词就为之动容。在与他继续深聊之后,我又转了几个村子,明察暗访一番。因为后文还有更高级别的二次下乡,详情再叙。

        反正我回到报社后,加紧写了一篇报道,副题是:村与民清,民与村清,村与乡清,乡与村清;主题是:刘庄乡32个村实现村账“四清”。主要内容是:为什么要搞清村账;孟永波如何“大胆”;村账怎么清;清账后,建立和完善了怎样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达到了什么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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