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简来说，前几年就象田园诗般的完美。正如劳伦·威斯曼所说：“我认为这是她一生中真正感到完美的时刻。”她相信，她是重大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成果累累。沃兹斯的家变成了个公社，与简怀着同样梦想失们来了，有时还住在那里。那里有一种奋勇向前的情绪，与彼得认为自己在蒙大拿的布鲁斯博格发现的那种理想之家一样。
但是，成了议员夫人之后，与经济民主运动之家的工人们再密切往来已不可能了。他们住了多年的房子已经衰败，那房子对于当时的这对组织者正合适；但对于具有向更高层爬的野心的民选官员就不太合适了。所以，简又出去寻找新房，在圣毛尼卡花了二百万美元买了一幢新房，门口装着电子控制的大门，邻居高雅，以西南方的风格把房子重新装修好后，她自己开着租来的大拖车拉来了她的东西——平凡·简的最后一次谢幕之举。
新家里有些人情味——楼梯下墙壁上挂满了亨利的照片，使那块儿像个圣地，墙上挂着安戴·沃浩尔为简画的像。不过那地方看起来是会产生出政治的所在。起居室里的酒吧是募捐的好地方，那上方是个宽敞的阳台，适于谈话。
搬新房象征的转变气氛也表现在简的专业生活上。5年来表面上作为演员，尤其是制片人，她是成功的。IPC电影公司自《回家》以来挣了五亿多美元。（《金色池塘》平了《九点钟到五点钟》一亿美元的票房价值。）现在看起来，方达电影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她和布鲁斯·吉尔博特抓住什么样的题材的问题而已。
他们决定一个片子应该是关于一个妇女，她的孩子因环境污染得了癌症南而去世；或者是关于一个跨国公司的造成破坏的故事。他们选了后者，因为海丹读过保尔·沃德曼的《1979年的崩溃》，感觉到大公司的贪婪所具有的启示意义的破坏性总有被人们关注的那一天。
当时没有把沃德曼的小说拍成电影版权，所以方达和吉尔博特在海丹帮助下开始构思一个故事，后来定名为《滚过》。吉尔博特找来把这想法写出来的编剧大卫·赛博从一开始就觉得处于瘫痪之中的经济危机的概念本来就不具有戏剧性。不过那是他们打算搞的，并没有什么争议。简竭力促成此事，只是因为那是汤姆的主意。“讨论剧本时，”赛博说，“她偶尔玩弄些‘企业实力’之类的词汇。当她提到三方委员会时，这种梦幻的表情就会浮现在她的脸上，仿佛那个组织在她的心目中有一个阴暗的形象。她的确感到存在着一些极其险恶的东西。”
赛尔博特认为如果作些实地工作会有助于影片的拍摄。他们与旧金山的投资银行谈了话，又飞到华盛顿与议会财政委员会谈话。最后，赛尔博特获准着眼于曼哈顿的花旗银行的外贸室。赛博回忆道：“我们胡跑了45分钟后走了出来，布鲁斯说：‘如果那办公室里搞不出一部片子来，我把这条街吃了。’他们要拍一部大企业的贪婪以及世界末日片子。那是一部失败的片子，同时也有人会说不是，不过他们已被能力冲昏了头脑。以前他们可是回回成功的。为什么这回不能？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他们。”
简好像在下意识地寻找失败，当着董事长，做着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她以自己母亲（按她自己的说法，是个职业妇女）为原型。简决定，她角色的化妆室应该镶着巨大的镜子，和她还记得的弗朗西丝·方达的一样。不过她唤醒了母亲的亡灵，同时也为《滚过》招来了麻烦。
汤姆想把片子重点放在负责美国多国公司的人上面，那些他认为恶毒地控制着全球经济的人们。现在像个好莱坞人物那样自负的吉尔博格（一位同事说：“他变成一个激进分子，穿着200美元的裤子，成了个名符其实的二流子”）公然反对他，把他的设想搞成把对世界经济崩溃负有责任的阿拉伯人搬上银幕。简对这决定很是恼火，听说离开了妻子的吉尔博特把他的新女朋友作为主要角色塞进摄制组，更加不快。
所以，当《滚过》拍片失败时，众人群起指责。这意味着把IPC电影公司推向影业领导地位的方达与吉尔博特的“创造性的婚姻”结束了。吉尔博特继续当他的制片人，简只剩下孤单单的一个人，不知所措。“所有人都背叛了我，”她对一位朋友这样说。
正如劳伦·威斯曼所说：“《滚过》富有破坏性。在这之前，简认为可以得到它。她想重新树立起自己，做到了；她想创办IPC电影公司，做到了；刀想为父亲获取奥斯卡奖，做到了；她想帮助汤姆在政治上建立个立足之地，做到了。接着，来了《滚过》。出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有关这片子的结局，使得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个孤立的失败。她认为这是个征兆，尽管她并不能肯定那预示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