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拍好后，亨利回到贝尔·艾叶家园去，想悠闲地呆在那片果树和蜂房的小田园里。他瘦弱身体弯曲着，肩膀下垂着，看上去他缩小了。在田园里干几分钟就会筋疲力尽，没过多久，他就一直呆在屋子里了。画画，或者绣花边，一个从朋友鲁西尔·鲍尔那学来的爱好。简对他的健康很难过，她请求《金色池塘》的导演马克·莱德尔安排为他特别拍摄。亨利拄着两个手杖来到了剧场。后来，他想走向莱德尔，却绊了一直，倒下去；导演抓住了他。亨利小声对莱德尔说：“谢谢这部对我一生来讲最重要的影片，”那导演正担心这位演员会死在他的怀里。
《金色池塘》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公众关注方达家族重归于好这一真实故事。简抓住表现自己对一向拒绝她于一臂之远的这个人的深深的爱的机会，把片子带到欧洲和以色列（那个对汤姆的政治计划非常重要的国家），在那里她参加了疾映式，对她的父亲致以情真意切的敬意。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她谈话的主题总是一样的：学院奖是她父亲一直该得而没得到的东西，她下决心让他得到它。有传言说亨利病得很厉害，简的努力几乎象传教士那样地不遗余力。人们号召电影界对其一个忠实战士赠予最高的安慰时掌握好分寸。
亨利终于拿到了奥斯卡奖。简出席了仪式，代他领奖。她面对镜头，手举那小雕像说：“啊，爹爹，我真高兴，我为你而自豪。”然后她向听众说道：“我父亲真的不相信这会发生——不过他不久前对我说过，如果发生了，他的妻子舍丽代表他来领奖。可是舍丽今晚想陪伴他，她总是这样的，所以，我来了……。”
那晚，简把奥斯卡奖送到亨利家中，他当时盖着毛毯，一个等死的虚弱的老人。
一位男护士全天陪着他，扶着个小车挨着房间走动着。他体重迅速减轻，两颊深陷，使得两只眼睛格外大，不过现在深蓝的眼仁儿已经混浊不清。他比以往更加不爱说话，仿佛他把该说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他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只有合丽进屋来时他的脸才会放出光芒。他说如果他第一个而不是最后一个娶了她，他的一生会大不一样。
在他的最后几天里，停止了画画，不过他身边摆满了他所有的作品——水彩水果静物画，伦敦屋顶；椅子上的天竺葵——部分地想表现自己永远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自己的形象。他中年时代的朋友乔治·皮帕德定期地来看他；原来能成为他的人巴巴拉·斯坦维克给他送来柠檬饼以及她知道他可以吃的其它糖果。
他最老的朋友吉米·斯莱沃特每周来看望他三次。这两个人几乎都已经聋了，三言两语地在声向对方说着话，回忆着过去的日子；这些活动使亨利筋疲力尽，可又使他感到高兴。后来他们沉默了下来，相互感到趣味相投，呆呆地坐在那里；他们是一对美国电影史上的丰碑，互为化身。亨利告诉来访者，他与斯蒂沃特年轻时在纽约挨饿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住在卡萨甘格林，制定关模特计划。他还回忆到当时他们饿急了是如何冲进一些晚会中去，要些啤酒和吃的，一路争论着走回离很远的自己公寓，看谁在雪地上撒尿浇出他的名字，撒得最远。
他于是982年8月11是死去时，彼得守在床前。他记得：“最后，我看着父亲的眼睛，吻了他的前额，告诉他我爱他。我为他祈祷，让他上路。”在他死去时，简在寻找着最后的迹象或者证实，永远是个迷的亨利的最后迹象。她对他说着话，想从他身上吸取他衰弱后一直表现出来的本质。可是他像狮身人面像那样地拒绝着。“他临终时没太说话，”她事后说。“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他的感受呢？后来我发觉，人一辈子都在做事，最后便什么也做不了啦。”
8月11日，简一清早离开了医院，舍丽后来回忆道。当时亨利躺在床上，停止了呼吸。简又被召了回来，她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连车都没停好，还是一位边儿上下班人跳了车拉好了手闸，使那车不致溜走。
亨利死去后的几天里，贝尔·艾叶房子里当真的活跃了起来。舍丽组织了这一切，邀请人们来做客，使他们不感到拘束。简睡在另一个房间里，昏沉沉地走来走去。45年来她的一个影像就是个女儿。作为女儿她忠实而又充满关切之情，再也没有这种需要了。房间里挤满了老朋友，简机械地与人见面，打着电话。她与沃奈萨谈论着有关亨利去世的电视采访，使他们想起一位总统的去世也只不过是这样处理的。沃奈萨被搞糊涂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悲丧——国家失去了一位明星，还是她自己失去了祖父。简告诉她，自己年轻时常感到不满，看到父亲被人看作国家的纪念碑。不过，对简而言，如果不是对她女儿而言的话，人们终于发现亨利是个实在的人，是一种象征，一种爱；他的不足之处则被人们忽略了。
在守灵时——一种追悼美国形象的黄金年代，一个特殊的人的去世仪式——来吊唁失中有人发现了事情的后面上演着小戏。那是有关彼得的。他想拿些东西，什么都行——他爸爸喜欢的一支枪；他写字台里的一些信件或者私人纪念品；一件有价值的遗物。舍丽说，她不可能代表亨利的意志行事。有时，双方的冲突会冲破掩饰性吊唁面纱。他们提高了嗓门，说着尖刻而又乞求性的语言。彼得向她保证，他并不是想偷窃她，而舍丽则保持着自己的领地。一位家里的朋友说：“看起来这争吵会没完没了。”
简安排了亨利的最后几天，并且守他到死。彼得也在，却有点置身于事外，顽固地单相思地对待父亲，还在抱怨着。他后来发现，他的好朋友沃伦·欧兹以一种感人的方式按照他的意愿提到了他（“为彼得·方达，我什么也没留下，只有我所有的爱。”）并且他自己的父亲连这也没给他。他一生觉得没有得到爱，他现在42岁，感到像个孤儿。
“我父亲在不断地结婚，”他说，“我的新继母会告诉我，‘这儿永远为你留着房间。’是啊，我还在等待着我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