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片子的混乱解释是：“取消泽普陆德影片第二部的几个地方，”他说明原因道：“一个家伙站在窗前，身边站着四个小孩……。他拿着一支弓或者扎着吊袜带。并且这个东方骑车人拿着一把AK-15枪，就像达拉斯监狱里的那个家伙一样。还有一个纸板剪成的我，披着美国国旗……。这一切都混在了一起。带小孩的那个小子后来从窗里往外撒尿。镜头从倒下来的纸板[像]拉回，我站在那里，拿着一把枪……。”
彼得那么长久地追求造反名声，现在极力按那个形象行事，尽管他的造反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1973年，拍摄《肮脏的玛丽，疯狂的玛丽》，那是一部他在片中成功地担任主角的商业片，但没当导演。彼得坐在去场景地接送剧组人员的前座上洋相百出。一个朋友后来回忆到那次事故，彼得脏话满口，有人说道：“彼得，拜托了！车上还坐着女士呢！”当时一个在场的人回忆起，听到这话，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车上有女士？好吧，如果有女士在车上，她们一定对这个感兴趣。”他站起来，退下裤子，把他的光屁股坐到座顶上，正对着坐在后面的人。女人们尖叫起来，其中一个喊道：“噢，天哪！停车！让我下去！”彼得提上裤子，大笑了一路。
也许那是小事一桩，却导致了一次电影演员协会举行了意见听取会。会上，彼得先是抵赖，后来才后悔。亲近的朋友们已经习惯于彼得的傲慢挑衅的性格。“他坟容易激动了，”贝尔·海沃德说。“他拍电影总要找些麻烦。他会和剧组人员抱成团，并且寻找他们有什么烦心事。例如，有一次一个摄影向他抱怨某制片人太小气，迫使剧组人员每天看黑白样片。彼得怒火万丈，对那制片说：‘喂，让摄影看彩色样片，否则我就不来。’”
一个演员在电影界被人视为“难缠”是很危险的。可是彼得比这还过分。他的形象几近“疯狂”。有一次，彼得因为宇宙公司竖立的宣传他的电影的广告牌非常气愤，向制片厂的母公司MCA的头目发了个电报，那是位在好莱坞有争议的最有权势的人。彼得愚蠢地威胁道，如果不把那个令他不快的广告牌做些改动，他就要在广告牌座上安上炸弹。还有一次他在发怒时把宇宙公司的一位执行董事安迪·阿尔拜克叫做纳粹，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
如果说在他眼里的当权人物认为彼得是个惹麻烦的人，他同时对待自己认为平等的人还是极有感染力的一个人。他能谈论很多东西——音乐、地理以及天文学。小时候母亲拖着他左一个右一个地去看大夫，给他遗留下了疑病症，这病却给了他坚实的药物知识。不象简把时间看作敌人，不喜欢漫不经心的谈话（“就这样吧，”有一次她在电话里与一位朋友聊着天时说，“我挂了，因为聊天太浪费时间了。”），彼得却极爱交友，认为社交活动是一种自然发现自我的机会。
他仍然在虚伪地对简依赖于海丹品头论足。不过他自己也在寻找能够给他以无条件撼情上的依托的人。1974年他前往里威斯特拍摄《阴暗的1992年》，他陷入了被一个朋友称作“性交换聚会”的境地。那部片子由小说家托马斯·麦克甘纳执导，此人当时正与一个演员伊丽沙白·艾舍丽处于热恋之中。但是拍摄过程中麦克甘纳却又与剧组中另一个人玛革特·奇德搞在了一起，后来还为他生了个女儿。
和彼得目睹这一切的还有麦克甘纳的妻子白蒂。她是个矮小而活泼的金发碧眼的女人，长得极象年轻时的巴巴拉·斯坦维克，一般人对她的印象极佳，因为她容忍了丈夫的婚外恋。（“我觉得挺不错，”白蒂发现伊丽沙白·艾舍丽和麦克甘纳的关系后对她说。“他总是奸污那些默默无闻的颓废年轻女人。我才不妒忌呢。我真的同意这样。”）白蒂自己最终还是参加了音乐床的游戏，有时还和拍片的一个演员沃伦·欧兹外出。她回来便与彼得搞到了一起。
他邪恶地叫她波西亚，仿佛把她看作自己的女人，要为她重新取名字似的。（她人全名是波西亚·理波卡·克里奇特，是戴维·克里克特的后代。）他对她的深刻印象是她像自己的一只船。1976年末，彼得与白蒂-波西亚结婚时，他的一个朋友评论道：“白蒂像简——难斗；什么也难不住她。她对彼得再合适不过了。都是那些乱伦的怪念头在作怪，他最终竟和自己的姐姐结了婚！”
他们认为在经济民主会议与功能被隔离之处需要放弃。罗森赛尔在路圣巴巴拉郊外二十分钟路程的地方找到了一块120英亩的土地。山顶上，劳伦尔温泉牧场可以一览太平洋无余。那块地产上有几幢小屋和一处住宅，简早已收拾出来准备住进去；她把宅子的外观加装了发电风车和太阳能镜面，这样作为一种研究与展示类的装置，用于宣传经济民主运动提倡的替代能源。劳伦尔温泉成了一个俱乐部和指挥部。
简和汤姆非常乐观，尤其是《与迪克和简游戏》上演使简重新当上了之后。她上了《麦克卡尔杂志》、《女士之家杂志》、《优秀主妇》和其他杂志的封面，而在前几年她可是一直回避这样做的。“人们告诉我还有许多人对我抱有敌意，”她说，“不过现在我没有发觉……。当我去拍《迪克和简》时，我真的觉得非常放松。这似乎说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熬出来了，我们面色很好，我们得到了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