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美国的途中，她从巴黎给斯迪夫·杰夫打电话，告诉他在纽约召集一些记者，她要讲述北行的细节。正当杰夫开始打一连串的电话时，海丹来了。“让我来搞这个记者招待会，”他专横地说。“你不会想告诉简该讲些什么吧。”
当她出现在记者们面前时，她成了另一个女人，与前两年满口激进言词的她大不一样。她因在越南见到的一切而气得发抖，因激动而结结巴巴。一名记者觉得那次记者招待会像一出“轰动的表演”。如果是这样，那是因为完全的内心表达；因为遵照李·斯特拉斯博格的原则，简激动过度，不能自已。如果那是一场表演，首先是为海丹表演的；她把他看作一位将指导她扮演一个政治角色的大导演。以一个影迷的欣赏眼光永远观望着自己前妻的罗杰·瓦迪姆说：“那像场电影，不过她生活在里边。她在扮演着进行冒险的简·方达一部分。而汤姆则是她的影片中的主人公。”
海丹对此如何感想可以从他与以前的情人安娜·威尔斯的谈话中找到。他告诉她，简爱他，威尔斯问他是否也爱她时，海丹回答道：“我非常爱她。”这词句的选择远远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表明他使简怀有持久的激情而同时控制住自己，他便可以掌握他们关系中的主动权。
几周后，海丹已不只是简的良师益友和情人。他还是个和事佬。简身边的人很快发现汤姆已取而代之了。黑豹党、持不同政见的美国士兵、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有及其他的那些她曾发誓永不绝交的人们都变成次要的了。弗莱德·卡德纳、唐纳德·萨瑟兰德以及其他那些原与她保持也许不太亲密的人都已被拒之门外了。斯迪夫·杰夫退居陪衬角色。
就连与简有特殊关系的马克·雷恩也再也和她说不上话了。她从河内返回之时，他在搞他称之为南越的飞行员地下铁道，那些人被派来德克萨斯进行飞行训练却不愿意再回国去与河内的米格飞机作战。雷恩把他们一个两个地偷运去加拿大避难所。他已协助三十个人逃走，花了相当多的钱，而钱大部分是他自己掏腰包。他在不名一文时把他的活动告诉了简，请她支援一千美元支付等待逃走的三个人的飞机票。
“对你的作为我不想管这事，”我已经决定，我将来所有的政治捐款和活动都要经过汤姆的手。
彼得一下子就发觉海丹不仅仅是简的又一个昙花一现的幻想。“他恨海丹，”一个朋友说。“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恨他。他不能相信简会如此愚蠢地追随某个人——他仍在认为如此——但是再深一层上，他觉得简被欺骗了。他觉得汤姆比她所认识的别人更坏，因为他在利用她，并且过分下做地一直这么干，和大部分人一样。”
不过简对弟弟的看法不屑一顾。她对海丹的爱是革命烈火所锤炼。她相信他们会成为一对伟大的伴旅，其合起来的冲击力要比他们无论何人单枪匹马大得多。
无论怎么说，还是有工作可做的。简从河内返回时，美国政治家状告她叛国罪，她还收到了不少恐吓电话和信件。
她事后会夸大她所面临的危险（“如果在五十年代，我可能被电刑处死的”），不过她实际上被自己蔑视对手，包括联邦调查局的作为所鼓舞。从1970年就注意到了简的联邦调查局头子J·艾德加·胡佛命令特务秘密搜集她的一些银行记录，并且不仅对简的住宅而且还对亨利的两处住宅的信件往来进行监视。
这根本就吓不倒她，即使她知道这一切的话。简与海丹进行了不公开的交易。他将给予她安全保证以及长远的目标；她将让他经过了一段的消逝于社交之外的时间后又重新露面。到了1972年夏，他们都被如何去“影响历史”的激情燃烧着。他们到麦阿密去向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示威，在那次会上理查德·尼克松被提名连任四年。然后，他们发起了印度支那和平运动；又在那年秋天作了九周九十个城市竞选旅行，试图重新点燃反战怒火。
选举后，他们稍事休息，去了挪威，让简着手拍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她又一次有了与一位政治导演一起工作的机会，这一次是约瑟夫·路塞，他在麦卡锡时期逃亡到了英国。不过和革达德一样，交往很快就以失败告终。路塞指责简在利用她的时间“搞些政治讲演而不是听她的陈述，并且为她的政治活动打地数次电话。”带来了自己的剧作者南希·道尔德的简反过来指责路塞在削弱妇女的角色，却在建立着男人的角色。
她不断地与道尔德商量剧本，企图借助易卜生的亡灵公开把戏搞成妇女解放。路塞坚持忠实原文。不久，僵持摄影场上笼罩了浓烈的气氛。拍摄中简总跑到海丹那儿去，下旬她以前跑和沃特希纳斯一样，最后竟拒绝在摄影场上与任何男人说话。冲突中路塞对瓦迪姆说，“我有时真想离开摄影场，在雪地里一直走下去，直到累倒死在那儿。”
在挪威时，简发现自己怀孕了。在奥斯路她和汤姆宣布他们准备结婚。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些记者对他们既不接吻又不拉着手感到吃惊。不过简解释道，他们的结合具有更重大的目的：“我们为和平相伴而行。这是我们关心的事业。我们的关系是极其个人的事情，我们不想让它干扰我们在运动中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