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简和海丹一样飘忽不定。尽管她刚得了学院奖，她还是想象不出来，在度过了暴躁的两个年头之后还能回复到她的电影职业中去。不过，新左翼在虚弱的表演中正在自我毁灭，并且对简那样的公众睹目的人物变得挑剔起来。她已经解散FTA，并且她想通过娱乐工业在好莱坞建立和平与正义的欲望已经成为泡影。她在担心是否有一个做为激进分子的前景。
简回忆起这事，称之为她的“最低点”。她总是筋疲力尽。她的脸色难看而凄凉。她如果没有遇到海丹，她后来说，她就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他们四月下旬第二次见面，当时她正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使馆剧院讲解有关越南的幻灯片。海丹坐在观众席上。放完后，他来到台上找她谈了起来。他看起来“古怪却又整洁”，简后来告诉朋友们说。在他们谈论放映的幻灯片的过程中他突然用手轻轻拂过她的膝盖。她还记得当时的感觉：“我感到了一股电流，非常大，我回了家，我……对女朋友说‘我刚刚遇到一个我觉得可以与之共度余生的男人’。”
在他这面，海丹看到简是个处于强弩之末失。她在左翼中的过分活跃的历程使她深受其思想与黑话的影响。不过既然现在世界观正在崩溃，她便像他一样地与世隔绝。在汤姆看来，她像一个被运动拖夸了失。他见过那些给出了自己的一切，希望能够挽救激进运动可总是发现付出了全部要求的，却一无所得的人。他后来提到对简产生了影响的左翼分子时说：“他们的真正解决办法是，她把自己的一切都送给了他们，然后自杀。并且她正在朝这条道上走。”
他知道，她也在与左翼的其他人来往，不过认为她只不过是像他们记分牌上的分数那样地被利用着，而从这种交易中她得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还发觉，她在政治上的许愿太多，从女权主义到黑人革命。看起来他自己的结论——从左翼内部斗争中撤出来，回到单一的越南问题上来——对她也许一样适用。他说服了简答应观看他自己搜集印度支那的幻灯片。
他带着幻灯片到她在劳雷尔·坎阳租的房子里，在起居室的墙上放映；他的这些幻灯片和她的那些严格的富有宣传性的片子不一样。他的片子试图忆起他所看到的那场长期战争背后的微妙的悲剧。比如，在好长一段拍摄下来的南越途中，有一幅立在西贡的巨大广告画，画着一位姿势像花花公子邦尼的亚洲妇女。那是一幅塑胶外科广告，其专业有把越南妇女天生的杏仁眼整成更圆些的高加索模样；花一点钱就可以把亚洲的乳房整形成美国女人的乳房那样大。当简看到这形象时，她哭了起来。海丹问怎么啦？她说，她在想这类的印刷品中她会扮演什么角色，使她觉得真是罪大恶极。
她充当了两年激进分子所积攒起来的情绪终于露出了表面。看过幻灯片不久，她和汤姆第一次做了爱。他们人在南加利福尼亚，心却在北越，那国家，那事业正是简现在极乐于投身其中的。在那第一夜，三岁的沃奈萨走进了他们的卧室，象个检查员似地看着海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