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七君子审讯后，海丹博柯利住了下来，和威尔斯与其他激分子加入了自称为红色家庭的博柯利独家集体。他们的目标是在他们的“国防部长”的统帅下在加利福尼亚丘陵地带行动。他们谈论着革命，并且把北朝鲜的金日成集团作为想象出来的这个新社团的样板。不过，他们不愿意变成“需要的工具”，像那些在1969年末在曼哈顿家中地下室的炸弹工厂里炸毁了他们自己的那些韦泽曼集团的成员；或者像1969年和1970年与警察枪战中被打死的那些黑豹党人。
红色家庭最后放弃了协助塑造革命的希望，而是学习基于中国共产党方式的中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课程。对于女人来讲，这些课程是向男人发起愤怒攻击的大好机会。海丹通过做家务事和博陆弗尔兰德的护士学校当“男看护士”的工作来试图驾御性别政治。可是由于他引人注目并且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历史代理人”，他被相当可观的反对妇女的以往的作为所阻挡。
1971年初的一天，海丹在东部演讲完回来，走进门来，面对拉长了脸的这个集体的成员们。安娜·威尔斯当着全组人的面，利用他们二年来的个人关系无情地痛斥了汤姆的“手淫行为”，并且讲述在他们关系密切的几个月中，他告诉她的有关集体中其他人的情况。海丹极力为自己辩护，但终没抵挡住人们愤怒指责。他不但被从这红色家庭中清洗掉，而且在革命风暴的最后一击中被勒令离开那个镇子。那天下午，他坐上了那辆旧VW车，离开了博柯利；他几乎毫无目标地沿海岸线向另一个世界的南加利福尼亚开去。他在万尼斯住了下来，租了月租为110美元的一个破烂单间公寓，登记的名字是“艾米特·格雷蒂”，（他的爱尔兰祖父的名字），尽管联邦调查局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并且知道他每天的行踪。在恢复了几个月创伤后，海丹认为他还是有“在他所处时代留下足迹的愿望”。他相信，可利用的因素就是越南战争，告诉他还保持着关系的朋友们，不管他的老同志们如何看他，他有责任帮助河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