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是方达家中第一个得奥斯卡奖的人。不过这个奖是在一个前途未卜，有关像她职业的末日的时刻来到的。她的未来不会再拍电影，并且她仍然在与别人讲她正在考虑放弃表演艺术，使自己的生活充满激进的政治。不过新左翼已经开始失去势头，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她在这个运动中还会有立足之地。她讲到为了事业她要坚持不懈并心甘情愿地走到底。可是不论她多么想成为一个激进主义者，她永远抛弃不掉她的明星即方达朝代公主的身份。有一次康特利·乔·麦克唐纳在自己家中设计一本新影集的封面，简帮助他上颜色，他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做完后，他请她为自己的作品签名；她拒绝了。这使他觉得她认为自己的名字具有商业价值，并且不愿意被人剥削。
博柯利活动分子罗宾·曼肯见到的这种综合症的另一个例子是她和简一起去一家书店的时候。这位老说不愿被人认出来的演员用信用卡交书款，服务员没有认出她来，请她再出示一份其他身份证件，简便从钱包里拽出各种信用卡，一个挨一个地使劲拍在柜台上，对没认出她的那位服务员大为不满。
她的那个时期的一个朋友说，“到了1972年春天，简走进了死胡同。在运动中她什么都干，但是都长不到立足点。她有点像自由落体，人们在背后笑话她。她有些不协调。情况看起来不太招人喜欢，不过我们对她都很了解，知道她需要追随一个男人。”
不过那男人配她才行，他应该在激进帮伙的项层。尽管在身体上他们不配，一些事儿还要被人们谈论十七年——的确有一个这样合适些。那就是汤姆·海丹，他也很接近成为超级明星，也像该运动所造就出来的每一个男人一样。
她在底特律的哈沃德·约翰逊家里第一次与海丹匆匆见了一面。他在安·阿宝的密执安州立大学读过越南问题，就在那个校园，他十年前曾发动学生成立民主协会；她曾在底特律组织过冬季士兵调查委员会。第一天没有一件事顺利。方达仍然和唐纳德·萨瑟兰德“有关系”。当海丹和她搭讪着时，她仍然冷淡而沉默。他把那叫做有点儿冷淡的味道。后来，她告诉他，她只不过是被他的风度吓住了，把他以及他的成就比较，觉得自己平凡无奇。
那是与她结识瓦迪姆时所持有的同样的慌张感。和那位法国人一样，海丹外表上并不特别招人喜欢，不过他的长相——蒜头鼻子，长得很近的双眼在麻脸上发着寒光——使人觉得出他的性格是复杂的。
海丹是六十年代新左翼中少有的几个获取了特殊地位失中的一个。结束了1963年SDS主席职务后，他南下参加密西西比之夏，他出现在专稿图片报道中，是个长着天生卷发的年轻人，当地乡下人正用脚踢他。几年后，活动转移到北方，海丹成了1967年点燃阿克的犹太区暴动的中心人物。他曾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的学生罢课；那年后半年又协助计划在民主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闹事，结果被捕，成为芝加哥七君子之一分子。
海丹比任何其他的激进分子都要过火，他促进了新左翼从反战逐渐转变成亲河内的立场。他于1965年去了越南，回国后大讲特讲他在那儿看到的“稻草根民主”。他当时以及三年后他带回第一批美国战俘时势言论使他成为河内美国的主要发言人。
海丹与其他激进分子不同——他不仅仅是个四处活动的激进分子，他还有知识，强调其“权威”与自我政治的重要性，以此来区别新左翼与其所取代的旧左翼。不过他在上升期间还是老练地在两边都下了赌注。如果说他一只脚踩在河内这条船上，他的另一只脚便在鲍比·肯尼迪船上，1968年，他在后者的葬礼上擦眼抹泪。
成了海丹的情人的博柯利激进分子安娜·威尔斯说，经历了芝加哥事件后，他迷恋于“创造历史”。他的一些同志认为，随着他日益增长的声望，他养成了拿破仑性格。据威尔斯所说，他在六十年代末的讲话充满“当我们掌权……”之类的词句。看过电影《疯狂的街道》，他告诉她，总有一天我要当总统。她后来说：“我们是有点发疯了，因为我们在打算粉碎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