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家世 童年 家乡
（—1939年）
三、日寇占领下的家乡
1934年以后，国内情况复杂多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加快了侵略全中国的步伐，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不顾外族入侵，集中全力围剿共产党及红军，英勇善战的工农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纵横十余省，历经千难万险，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计划。山西的军阀（土皇帝）阎锡山为了防共，加强了对山西的统治，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公道团，以这漂亮的名字欺骗群众。说共产党不公道，说共产党是坏人，说公道团是制裁坏人的，说公道团是消灭共祸的。他们把地主、富农说成是好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富人的钱，要地主的地，要穷人的命。散发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小册子，宣传共产党来了，富人穷人都要遭殃，号召军事政治，经济，民众一齐来反共、防共。阎锡山自任公道团总团长，下设分团，从18岁至25岁的青年，一律接受三个月的防共训练。成立保安团，盘查过往行人，形迹可疑就逮捕查办。如腰系红裤带，身带镍币、小镜子，衣服纽扣缺陷，头戴三块瓦帽子等，都抓起来拷打逼供。还组织联防哨，不让毗邻各县群众来往，使交通断绝，人人恐怖。
有一次，我去县城，路过城南河，碰见他们抓的所谓坏人，个个瘦骨零丁，穿着不遮体的破衣烂衫，带着手拷脚镣放风。他们看上去根本不像坏人，全是本地穷苦百姓。阎锡山为了灌输反共思想，迫令群众唱反共歌曲，地主、富农、保甲长乘机派粮派款，苛损杂税一齐向农民摊派。地主、富农看到阎锡山为他们撑腰，更加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任意欺凌穷人。我二哥由于脾气爆躁不顺应他们，就被诬陷迫害，说他偷了别人家的南瓜，割了李秃山的玉米，捆绑吊打迫辱备至，父亲跪地求饶，母亲也整日担惊受怕，祈祷上苍保佑。正在这时，封建反动会道门又乘机活动，我母亲也误入其途，世道变迁，家境贫寒，逼得人们走投无路。我二哥因在外面遭受欺凌，性格变得越来越暴戾。我当时年龄小，玩性大，既不能出重力劳动，又不能替家中分忧。所以，我母亲也经常唠叨、责怪。二哥脾气爆躁，打起人来没轻没重，我和妹妹经常遭到他毒打。因此，我的胆子变得也越来越小。
1934年到1937年，本村的教书先生换了两个，一个是贾先生，县城来的人，思想进步，性格活跃，能平等对待学生。另一个是何先生，冠庄村人，思想正直，有爱国心。这两位先生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青人。他们拥护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他们支持反帝反封建，反对外国人侵略的爱国学生运动。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调集大批军队入关，直接威协平津，提出对华北统治的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执行对内反共、对外卖国的不抵抗政策，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同意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傀儡政权）。在这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刻，中国共产党在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救国。12月9日，北平学生6千余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遭到了国民常军警的镇压。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学生市民1万余人冲破军警包围，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迫使政务委员会延期举行，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杭州、广州、天津、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也举行了游行示威，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宣传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运动的发展。
山西历来有反抗黑暗势力的传统，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迫害学生，而山西的阎锡山为其统治考虑，反其道而行之，暗派张隽轩（共产党员杨爱源的外甥）到北平，把左倾教授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建公、杨绍萱、杜千秋、王轩五等邀请回太原，给学生讲解科学社会主义等进步书籍。阎锡山一方面采取利用手段，另一方面采取迫害手段，总的说山西环境比较宽松。我们庄上的贾先生、何先生，当时正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对新事务很敏感，当他们得知北平学生运动真相之后，热血沸腾、情绪激昂，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们的爱国思想，感染着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山里娃。他们的爱国热情，给了我们爱国爱家的启蒙。他们不仅影响教育了我们，而且他们都亲身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贾先生参加了抗日政府，何先生参加了牺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