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家世 童年 家乡
（—1939年）
二、我的童年家庭
我的父母结婚，是由我姑妈撮合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父亲从天津卫回来，已到了而立之年，当时内乱外患，灾荒不断，他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到，哪里还有钱结婚成家呢？姑妈顾不了那么多，唯一的心思怕断了李家香火，一心想给弟弟成个家，因为他是独根独苗，能够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就行了，所以急得东托人西打听，终于在隔河的暂石村了解到，刘姓家有个女孩，经媒婆两家说合，终于促成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当时父亲李玉盛（1871-1954年）三十二岁，母亲刘梦妮（1889-1967年）十三岁。就是在这样悬殊的年龄下，婚后仅仅一年就生了个女孩。母亲自己还是个孩子，哪能带得了孩子呢？一方面对生育完全无知，另一方面家境困难，孩子生下后就夭折了。
第一个孩子夭折后，姑妈的心里总是不踏实，经常处处关心照顾，虽然她不当家，但是食品、衣物还是可以接济的。母亲觉得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就决定搬回原籍。好在祖辈留下有两亩土地，父亲砍柴、种地，同时在李姓上辈人关照下，找到一处常年不住人的窑洞栖身。这处窑洞原是富人家装柴草的地方，四周没有围墙，空荡荡的，平时无人居住，地处偏僻，到了夜深人静时，阴森凄凉。母亲胆子小，经常吓得不敢睡觉，整夜整夜坐在小油灯下，给别人家做针线活，贴补家用。我父亲胆子大，他不管在哪里一躺下就打鼾。
日子过得真快，不觉婚后已有三年，家里又添了两个儿子。因为第一个孩子夭折了，所以取名大长、二长，就是我大哥、二哥的小名。富人得子是喜事，穷人得子是包袱，最犯愁的是吃不上饭。我母亲生了孩子，得不到营养补充，每天只能喝小米水，每次下一酒杯米煮汤，要喝一个月的米汤，据说是为了产奶。由于穷，坐月子还得给别人家做针线活，经常是通宵达旦地熬夜。有一天夜里，母亲正在做针线活时打盹，突然被狼的叫声惊醒。门外有几只狼跟一只叼着小羊的狼争食，相互争夺，咀嚼肉骨头的声音，就像在耳边一样嘎吱嘎吱地响，不时还用爪子在门口抓几下。可把我母亲吓坏了，大气也不敢出，心惊胆颤小心翼翼地瞅着门，她轻轻地从坑上下来，拿了铁锨和锄头把门顶住，生怕狼群破门而入。过了半个时辰，一群狼把那只小羊吃光了，只听到一只大母狼嗥了一声，几只狼一起跑了。我母亲提到噪子眼的心才落下来。狼是一种食肉动物，体瘦尾垂，嘴尖口阔，眼斜耳竖，毛色黄灰，经常栖息在山地和平原上，性情凶暴狡猾，一般昼伏夜出伤害人畜，是山区农民最厌恶的动物。我的父母亲就是在这偏僻破旧的窑洞里，过着吃不饱穿不暖极端贫困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那个破窑洞前。民国八年的一个晚上，大约凌晨三四点钟，天黑乎乎的，突然间一道耀眼的光亮划破了天空，只见由北向南从窑洞上空坠落下一个明亮火团，只听“咚”地一声在门外落地了。当时我母亲的心情十分紧张，忧心如焚生怕被大火吞食。可是，就在这担惊受怕的时候，火突然消失了。第二天到门外一看，是一块蒸锅大的陨石，落在距窑洞二十米处的地方。半截插入地里，真是有惊无险。似乎老天有眼怜悯我的父亲母亲，没让陨石伤人。
我父母在那种艰苦凄凉岁月里繁衍生活，先后共生了8个孩子。由于生活所迫，孩子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我大姐生下来就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取名大长，官名李生旺（1905-1946年），就是我的大哥。他性格内向，勤劳诚实，待人诚恳，埋头苦干，孝顺父母，对自己要求严格，省吃俭用，从不乱花钱。有一次自己患病，嘴唇烧起了火泡，家里的梨子都舍不得吃，而是把梨子留给父母吃。他胆小怕事心胸狭窄。1946年，解放战争最紧张时，他离开工作的煤矿回家，半路失踪了，直到阳泉解放，在一个旧矿井坑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时年42岁。大哥的死因至今未曾查明，成了我家的千古之迷。
我二哥李宏旺（1907-1980年），从小没读过书。但聪明能干，能吃苦、会管家，但脾气暴躁，有组织能力，是支撑家庭的顶梁柱。他除了种地、下煤窑，有时也做点小生意。由于家庭贫困，他27岁时还没娶到媳妇，一直到30几岁才结婚生了一个儿子。
我三哥李承旺（1909-1987年），虽然读了三年私塾，但收获甚微。三哥善良忠厚，埋头苦干，但头脑简单，目光短浅，不识时务，失去了成家立业的机遇，到头来只是光棍一条，默默无闻地死去。死后，别人给他找了一具女尸合葬，算是圆了生前的婚姻美梦。
我姐姐乳名叫小妮（1911-1940年），她的童年就更惨了，没有过上一天好生活，基本上就是家里的一头牛，任劳任怨，整天不停地推磨、做饭、和泥、打炭，洗碗、刷锅，背弟妹，还吃不饱饭，她是生活在人间最底层的人。她17岁就出嫁了，一生中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没有穿过一双新鞋，由于过度劳累又得不到营养，20几岁就走完了短短的人生路，一生中没有尝到过人世间的乐趣，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恋爱？一切都不懂，只知道一条：不吃饭就会饿死。她是那个黑暗社会典型的牺牲品。
我妹妹乳名叫宝妮（1925-1947年），从9岁起姐姐出嫁，她就和我一起担负起为家里推磨磨面的营生，生活过得很凄凉，日本鬼子到来时，整天东躲西藏，脸上抹着锅底黑，不得已14岁就出嫁了，死时只有22岁。
我弟弟（1927-1936年），在人世只活9个春秋。他患了疾病，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那里有钱医病，眼巴巴看着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当时害的什么病都不知道，后来听说是白喉。他的死对我母亲的精神打击非常大，几乎把她摧垮。
我母亲自从我弟弟死后，精神恍惚，愁眉不展，忧心忡忡，整天烧香祷告求神保佑。她时而痛哭流涕，时而喃喃自语，从门外飞来一只小虫，也说是儿子的阴魂不散，对着小虫诉说自己的不幸，一天到晚充满幻想。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的痛苦。那时我年龄小，体会不到骨肉别离的心情。我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人，她做人处事非常精细，对任何事情都有丰富的想象力、模仿力。她感情丰富，对我们这一群女儿充满着无限的爱。我小时候虽然家境贫寒，但我得到了母爱，她爱我们胜过爱她自己的生命。我的弟弟之死，我亲眼看见母亲是那样悲伤，泪水一串一串滴在胸前，愁苦的慈颜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母亲日日夜夜担心我们，生怕我们重蹈弟弟覆辙。万籁俱寂时，她趁夜深人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我们，诉说此生的悲哀辛酸及割不断的母子情，唠叨着生死的离苦别愁，独自默默地咽吞这穷困生活的悲哀。日夜承受着思念儿子的折磨，像是祥林嫂一样，喃喃地埋怨不该搬到这个住处，这样的痛苦日复一日折磨着她的身体。家人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设法弄钱，终于借到一百元银洋，租住到北头的老院，也从此欠下了老秃山（家族叔叔）的阎王债。
我家自从搬到北头之后，环境起了变化，原来在南头只有我们一家姓李，搬入北头后邻居都姓李，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就有五家。其中一家邻居的独生儿子死于矿难，剩下个老寡妇，整天哭哭啼啼。相比之下，我母亲还有四儿两女，她渐渐地就把前事淡忘了。我父亲虽然失去一个儿子，思想受到刺激，但毕竟是个男子汉，见过世面，把悲痛深深埋在心里，整天不停地劳动干活，养活一家人。每到夏季天还没有热，他就开始不穿衣服，光着膀子在农田干活，一直到阴历八月天气变凉才穿衣。他的上身皮肤又黑又硬，地里禾苗大庄稼叶子，像锯子一样锋利也锯不破他的皮肤，太阳再大也晒不坏他的皮肤，不穿衣服只是为了节省和锻炼身体。自我记事起，没见他害过病。我父亲53岁时生下我，他60多岁时牙齿一个也未掉。我8岁时，曾见过他吃炒包谷、黄豆之类的硬食物。他最爱吃肉，但穷人哪里能买得起肉呢？别人家杀了羊，有些头蹄杂碎，他拣回来洗洗煮煮连汤带肉吃了，骨头都被啃得干干净净。别人家死了小羊小猪，或甩掉的骨头，他都拣来吃。不论是猪、羊、驴，只要是肉，不管是否新鲜一律拣回来煮着吃。为这些事，我母亲经常和他争吵，一个吃，一个嫌腥味。
我父亲的胆子特别大，不信鬼神，村上无论哪一家死了人，都要请他去照看。谁家人死了，都要在家里停放几天，然后再出殡。哪家哪户死了人，家人害怕，所以请我父亲白日黑夜看死人。天热给死人扇风，怕腐烂了，怕老鼠猫子或其它动物咬了。有的人家把死人用过的被褥送给他，他就收下自己盖。他说，活着是人吃土，死了是土吃人，根本没有什么鬼神。我父亲在家里没有地位，都是我妈和二哥说了算。他是百事不管，只管下地干活，只要看到院里脏了就扫。我经常看到他抽旱烟，大锅大锅的烟袋不离口。他的娱乐就是下象棋，我常见他和五斤叔下棋，大多在中午农困时，我的棋就是跟他们学的。我父亲是个老实善良人，一生没有打骂过我，他讲不出多少道理，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他的淳朴本分，诚恳待人也遗传给了我们。他一生不会迎奉任何人，也不得罪任何人，只知道干活，吃饭，抽烟。天寒地冻下雪天，都要上山砍柴，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享受。
生活在那样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人鬼颠倒，越是好人越活不下去，不管怎样累死累活没日没夜地劳动，到头来总是连肚皮都填不饱。特别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那些几年，劳动力不值钱，打短工一天只能挣一两角钱，四个劳动力拼命干活，还养不活一个七口之家。借别人的债仅一百银元，四个劳动力拼命干活，到年底光是还利息都还不完，经常被债主李秃山逼得走投无路，特别是逢年过节，人家过年，我家过关。
有一年腊月，我二哥被逼得投井，幸亏被人解救才幸免遇难。1937年以后，苛捐杂税就更多了，我家住东游击区，两面都得缴，日伪政府逼，抗日政府要，老百姓那一方都不敢得罪。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饿肚皮是经常的事。自我记事起就是军阀混战，无人过问人民生活，所以家里总是为生活犯愁，虽然家里有四亩地，但因土地贫瘠，产量低，一年仅打半年的粮。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父亲仍要上山砍柴，把柴禾卖到矿上，换点杂合面。每逢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时，我们总是爬在窗台上瞭望，等待着吃那点杂合面。有时，我还光着脚向山上的羊群跑去，为的是能讨要一口干粮。我们村有户中农喂了一群羊，请个放羊长工，名叫小放贵，很同情穷人，我常找他讨要吃的，他总是把身上带的干窝窝头掰给我一块。有一天下大雪，我又去找他，他又给了我一块，我捧着那块窝窝头往回跑，到家后双手都冻僵了，把手放在火上烤，结果两只手见火后疼得要命，躺在地上打滚，还是我那可怜的姐姐帮我揉搓，好半天才慢慢好点。由于家中贫穷，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晕倒，一跌跤就没气了，常常是我妈给我掐人中，或用针扎手指头，我才能醒过来。我七八岁就开始推磨，拾煤渣，拣粪，每天天没亮就起来，为了生存，拼命在死亡钱上挣
扎，直到我10岁时，才实现了我母亲梦寐已求的让孩子读书的愿望。我母亲说，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学点文化，识几个字。她看见别人家的孩子都有书包，她就摸仿给我缝制了一个，上面还缝了两个字“书包”。虽然觉得与别人的不一样，但总算有个装书的包包。母亲虽不识字，但她的手十分灵巧，不管什么针钱活，一看就懂，就能剪裁。书包二字就是她自剪自缝的，至今回忆起那两个字的模样，仍是那么刚劲有力。
我第一年上的是私塾，教书先生姓贺，是清朝年间的先生，当时已有六七十岁。先生教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算术等。他的教育方法陈旧，只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或放开喉咙大声念，达不到要求的，不是抽教鞭，便是打手板。有一次，他要我写100的数，当时我没有弄懂概念，认为一个零代表10，那么100个零是100，所以，就不假思索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的“1”后面写了10个零。这一下，他火了，用手板打我的手，直到把我的手打得发紫，肿了起来为止。这是我一生一世永远忘不了的记忆。贺先生打手板的沉痛教训，使我日后对算术的对位重要性倍加认真。我读书的那个乡村小学只有一个窑洞，里面可以坐十几个学生，先生只有一个，随着社会发展，以后的先生都比较开明，教的字也是全国通用课本，有国语和算术。（李丽注：图为回忆录作者李和旺的父亲李玉盛、母亲刘梦妮，二哥李宏旺及妻子，三哥李承旺，侄子李永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