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贝尔·艾叶楼的父亲，简动身继续去印第安人保留地朝圣。她希望见到像那些在阿尔卡特拉兹岛上大书特书红色政权标语的勇士。可是无论在哪一站——从内华达州的金字塔湖到爱达荷州的福特大厅，她发现那些保守的部落头领们既在政治思想上模糊又在个行为上守旧，并且在她眼光看来，更坏的是，他们很肥胖。她挣扎着要保住自己的幻想，但是在逐渐地被印第安人的苦难与他们对此所持的沉默态度之间的裂缝所阻断。
四月初，简中断了旅程，回到洛杉矶领取学院奖。她到达道拉奇·钱德勒·波威林时，她的崇拜者们说，由于她的激进思想，所以当她败给了麦吉·史密斯时，她向他们挥舞着拳头。接着，她与威兰德又回过头来上了路。她们在西南部曲折前进，访问了更多的保留地，在中途停下来前去和彼得一起参加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示威。彼得当时在圣弗附近拍摄《雇佣帮手》，过着很象《逍遥骑士》中那些嬉皮士的公社生活。
简常给亨利打电话，报告自己在干些什么，以及对自己的经历的体会。他感到迷惑不解，她的语调比字句更令人糊涂。“你要是接她的电话，”他说，“她就像个狂热的信徒！”
在新墨西哥大学，她在肯特州立大学的四个学生在与俄亥俄州国防卫队对抗中被杀后立即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集会上发表了演讲。接着，她动身前往德克萨斯州的奇林市，参观弗莱德·卡德纳创办的基地外士兵咖啡馆。她于五月九日抵达东海岸，在华盛顿市参加一个人数众多的集会。从那儿她又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菲亚特维尔，参加由马克·雷恩举办的“供选择的”兵役日庆祝活动她暂短地逗留了一下，在军事基地里散发小册子。
简事后常提及那次仓猝的旅行：“我离开西海岸时，我便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在纽约着陆后，我就是个激进分子。”
从多方面来讲，这正是问题所在：她把一次政治旅行压缩成疲于奔命的两个月之中：而参加运动的其他人要用十年才能完成。并且，她现在已经不满足于隐藏在学徒工那样的身份的背景之中。她要出人投地，公开地显示她的感觉，承认并公开放弃信仰，予以证明，从而“确实”获得看起来拥有献身精神的信徒的运动。
她极力要给自己身上来一个存在主义的重压，以提醒自己的一生并不只是表演。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是在最戏剧般的时刻加入新左翼运动的——那是个浮夸的粗心大意的时刻，表演象语言那样由“越严重越好”的建议编制的时刻。简立刻加入了进来，周游全国之后不久，她告诉记者：“我会这样认为，你如果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话，你就会跪在地上祈祷，那一天我们能变成共产党才好。”
她怎么会这么说话？那是个大致知道她是美国最知名的人士亨利·方达的女儿的美国人都会问到的问题。
她是谁？这是个激进分子会问的问题，高兴换一个既出名又有用的名字，不过又为这朝三暮四的更名改姓表示怀疑。不过她引起的这些疑问只是鼓励了简越发要证明自己，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
她飞回洛杉矶，准备与沃奈萨呆在一起，尽管瓦迪姆说过，他感到自己一直是个为列宁看孩子的保姆，抱怨她一到了那儿会每天打十八个小时的电话谈论政治，另外六个小时睡觉。简极其怨恨他要她承担责任，不过她也不得不承认，他给她取的绰号是有道理的：“简·戴尔”，因为她已经投身到激进运动的烈火中去了，她希望那场大火会烧掉她的过去，显露出她的纯洁的信仰。
她故意把激进分子称为“统治阶级的特权”从自己身上清除掉。还保留着几个放纵行为之一是在圣弗南度谷的一家私人按摩医务所每周去进行一次按摩。简去那儿按摩脚脖子，对娇正自己的那个最严重的缺陷抱有一线希望。据另一个在治疗期间听过她滔滔不绝的政治说教的常去的患者说，“她讲过印度、越南，什么事都讲。有一天我听得不耐烦了。我说：‘简，你先去白宫外面抗议，回头又来这儿为你脚脖子减肥。如果你想改变形势的话，干嘛不先改一改你自己？’简回道：‘这正是我要做的。我要彻底改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