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接受新事物快。可是由于她缺乏经验，分辨不出现在呈现在她面前的亲近表示。这使得有时谁最后与她谈过话谁才受到她的注意。比如说，在她同意帮助马克·雷恩建立一个士兵运动全国办事处时，他安排与富有的南加利福尼亚商人见面，为该运动筹款。在见面前两天，正赶上迪克·葛利高里禁食，凭着他政治上的摇唇鼓舌以及生理上的禁欲功效，他很快说服了简，使她相信唯一对她敞开着大门的道义上的事业是参加他的行动。问题是商人雷恩和方达竟会募捐便是他的食品品尝师的过分荣耀。当雷恩建议她晚上停止禁食时，她回答道：“我不能，马克。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以为她会回心转意，可是当他坐下来吃饭时，简说：“请给我来点儿水就行了。我今天晚上不吃东西。”正如雷恩提到的，“不用说，那晚就是募捐的结束。”即使她因为粗心与无知而摔跤，她也并不害怕。就好像她在为今后的角色彩排，想找出合适的衣服，合适程度的感情，达到目的的正确途径。有人说，她想成为美国的帕森纳丽亚。不过如果她真的在试听，她所想演的角色更象个不太时髦的贝奇·夏普——一个用自己的才智走上通向美国激进主义的名利场之路，驾驭风浪，借助风力充实自己，由其传奇式的运动将她带到随便什么地方去。
事实上，那风浪不久就把她带到了新左翼运动组织的上层。一九七0 年七月，当黑豹党的联合发起人胡埃·牛顿人监狱里释放了出来，他是因为谋杀一名奥卡兰德警察在狱里服刑的，雷恩安排方达去见他。见过面，她走了出来，称赞牛顿是位“伟大的绅士，我有生以来见到过的唯一的一位如此与圣人相差无几的人，”并且开始与黑豹党混在了一起。他们中有些人背地里叫她“富有的白母狗”，吹嘘和她有过性关系。不过，简是不可阻挡的，从来不为这些谣言辩解。她继续把那帮人拥戴成“游击战士”，并且接受了认为他们能够容纳她的那些最高纲领派的观点。
大部分情况下，马克·雷恩在支离破碎的系统性阐述中说道：“她的直觉可能不错，不过她的知识太贫乏。”在她作为激进分子的头一年里，她在《迪克·卡沃特表演》中所装扮出来的几个外表之一中，简滔滔不绝地讲到越南，将其与美国革命相比较。她说，有关各方可以解决冲突，无需外界干涉。有人问道，如果美国殖民地不支持他们的斗争怎么办，她厉声道：“这我不知道。”此时卡沃特说：“那么拉菲特呢？”她一点茫然的表示都没有，演播室的观众轻蔑地嘘叫着。“他们好多人高兴看到她在三等历史中犯错误，”广告员斯迪夫·杰夫说。“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把那情形颠倒过来。有好几周的时间，人们会走到她的面前，笑着说：‘那么，拉菲特呢？’”
但是，一九七0年夏是简该承担义务的时候了，表现出了李·斯特拉斯博格课程的持久威力，那课程使人在表演感情的同时也触及到了那些感情；使一个人的作为变得像他表演出来的那样。她终于可以为自己的生活作些什么了；她的生活应该有意义，而不是“每况愈下”，她对瓦迪姆讲述着她的经历。
她当时的代理人理查德·罗森赛尔理解她的新爱好：“她是一个在大名鼎鼎而又不太关心她的父亲的阴影下长大的女人。她的弟弟为了引起别人的关心竟要开枪打自己。她首先是亨利·方达的女儿，然后才是瓦迪姆的妻子。最后，运动需要她——不是因为她是某个人的一部分，而是她自己需要自己。当然，每个人都在利用她，不过简利用他们比他们利用她更多。”
亨利并不这么看。他仍然以乐观的眼光看待女儿，尽管她已经进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他还是为像马克·雷恩这类的人而烦恼，感到他们是在占她的便宜。他还为反应到他身上的她的举止而烦恼，并且一生中第一次痛苦地发觉，他开始收到仇恨的信件。当他也同意她的反战观点时，又为她对在那里服役的军人的爱国主义的仇恨而苦恼，尤其由于他的老朋友吉米·斯蒂沃特在越南失却了一个儿子。亨利为她还能引起他如此这般的担忧与烦恼而愤愤不平。有一次他正与一位《纽约时报》记者谈话，简打来的电话打断了他们。他离开了几分钟，回来时脸上带着厌恶：“对不起，刚才我接到了一个华盛顿长途，是我的——怎么说呢？——和我以前的据说是我的女儿……。”
有一次在他的贝尔·艾叶家中的阳台上，他们之间发生了感情上的冲突，他声称有当父亲的特权，想为她划一条底线：“简，如果我什么时候发现你是个共产主义者或者是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同情分子，我，你的父亲，会第一个去告发你。我为这个国家而斗争，并且我爱国。”
她泪汪汪地否认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后，他接着说：“在俄国比美国的人权要少。也许我们真有不平等的地方，可是那儿更糟。”
也许亨利更尖锐地说道：他相信，简新发现的激进主义的好的一面是想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彼得远在她的转变之前已经成为了反主流文化的象征。这使人们想起他以前对一名杂志记者所说的话：“我的直觉是，她出国八年后，又回到了她的国家，美国，并且突然发现彼得现在变得多么有觉悟。就好像她也应该这样，并且要比他强。当务之急！”
彼得的确是简的一个基准点。她不能再指望他们还能继续扮演孩提时代起的角色——他是个自负的小弟弟；她则是个先做事，后带他做的姐姐。目前来讲，他打破了自由。亨利看到了，彼得自己也看到了。没有具体目标的造反，彼得看起来在以一种方式表现得很有自信，而她还做不到。他会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就是我的代理人。这就是我的宪法。没有徽章。没有独裁者，没有总统，没有上帝。”
简决定恢复原来的地位，说道，彼得“没有政治头脑。”在这一方面，彼得澄清道，他恨姐姐的“某某终于热情起来了”的态度，挖苦道，她可能还要教导毛泽东如何干革命呢，一旦她有机会的话。并且他还暗示，她很虚伪——英明这正是她指责父亲的。
彼得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中说：“我想派简去古巴，因为她正在琢磨他们在那儿是怎么取得一致意见的。”
他声称，她回答道：“这个，那我回来后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他们会不会没收掉我的护照？”
“那又怎么样呢？”
“我七月份要去纽约拍一部电影。如果他们收去了我的护照，那会影响我的职业的。”
“这个，简，你是共产党还是演员？”彼得说他这样问她。“我的意思是你的工作是什么？别再胡扯什么古巴，接着又说你去不了，因为你要在七月份拍电影。”
简精明地发觉，与弟弟谈话的最好办法——还有爸爸——是面向众多的观众讲话。如此，在她后来的周游全国的旅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无处不去，变成了左翼的取之不尽的聚宝盆。
简的广告员肩负着为她许诺的所有事情安排顺序的重担。“有一次清晨六点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斯迪夫·杰夫回忆道。“那是威廉什么的或者是别的黑豹党人从路易斯安那州打来的电话。他说：‘告诉简给我们再寄张维萨信用卡来。’我说，‘再寄张信用卡？’接着威廉什么的说：‘对，我们把她给的那张信用卡丢了，把汽车也丢了。’我说：‘汽车？’他说：‘是的，你知道，那是我们用那张信用卡租的赫兹车。我们丢了信用卡，我们又丢掉了车，我们需要另一个。’这是真事：她把自己的维萨信用卡送给了一些黑豹党人，他们租了辆车，并且丢了。”
有好多关于她参与激进活动的传言，既有运动领导人又有追随者。用一位注视着她的运动成员的话说：“她是一只四处撒布王浆的蜂王。”陪她旅行的杰夫说：“简组织能力极强。她喜欢办事有条不紊。这也有她个人需要的成份。当她结识了什么人，并且想和他建立关系，她就会把这事排入计划。”
一位博柯利女人回忆起一次与简的促膝长谈，谈话中话题转到了每一个激进派的领导人都想和她发生性关系。“我最大的遗憾，”简说道，“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和车·盖瓦拉干上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