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五日早晨，如果有人看到了亨利·方达的贝尔·艾叶家的前院发生的情况会以为有人正准备去度假。舍丽忙里忙外地搬弄着箱子。瓦迪姆和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马克库安德正站在道上，与伊丽沙白·威兰德说着法语；她是位老朋友，一位法国左翼组织的长期成员，刚从巴黎来。沃奈萨现在已经十八个月大了，边乱跑着边向见到的每个人说着“再见”。亨利躲在照相机后面，为简的每一个动作拍照。
她的头发剪成短短的男孩子似的，穿一条紧身裤，长袖T恤衫——她的模样，她后来说，有点像“要开始行动的人”。她把食物、毯子、衣服和其他用品装上了她的Mercury车，有了一点点停顿。接着，她拥抱了每一个人，弄清了带着磁带录音机后，和威兰德上了车，开走了。看着Mercury开走了，马克库安德对脸色阴沉的瓦迪姆说，世界真的颠倒了个儿了，妻子去打仗，丈夫却呆在家里给孩子换尿布。
简并不是去打仗，起码还没有去呢。她是去侦察看起来已经到了内战边缘的美国。这并不是她逃亡法国时所蔑视的那个空虚而落后的地方。她不在这里时，又一个美国成长了起来，一个意见分歧、矛盾重重的不开化的国家；一个不能抱过高希望、世风日下的国家；一个高于一切之上，充满能量与精神、脉搏在跳动着的美国。“这儿正在变化，”简对瓦迪姆说。这形势是不能精确地说明白的，尽管那些参加了极端运动的人们，那些向五角大楼进军，在新墨西哥建立公社、并且在博柯利的人民公园里和警察搏斗的人们称之为革命。
其他的开拓者从先于他们去了那里的人听到有关那些外国各地的故事一样，简也在动身前几周对这个新的美国形成了一个印象，她积极与新左翼活动分子和激进分子保持联系。她一直以为自己选择的是一种多少有些果敢的生活，可是与现在她听到的情形比较起来，她原来的生活看起来既空虚又庸俗。她发现的情形使她兴奋不已，可又因没有把握而颤抖。“我发现，我什么都不相信，”她后来说，“我知道我可能尊敬那些人可能并不尊敬我。”
她对新的自我的需求的第一个信号是她拍完了《他们射杀马群，是吗？》之后来到的。她立即去瓦迪姆的理发师那里，让他把她烫的卷发剪掉。他把头发剪得非常短，使得有些人说她看起来象个“年轻时亨利·方达，只不过更漂亮些。”她想驱赶掉头发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那个已经死去了的她所扮演的马拉松舞蹈家格洛利亚的女性以及她正直的一生中扮演了这么久的简·西摩·布罗考·方达·波拉米安尼柯夫小姐。在谈到她的新形象时她说：“我一直根深蒂固地想当个男孩，并且我现在正是个男孩。”
采取不分男女的伪装表明与她一生中其他时刻相同的变态——当她加入演员工作室，当她逃亡法国之时——这种时刻正是她掏空以前的自我，以一种高涨的接受情绪等待着用新的自我填充自己。不过这次新生的戏剧投影到激烈的启示布景上去了，这布景赋予了那戏剧以历史事件的重大与共鸣。
就在最近，国内的恐怖主义帮伙韦泽曼的一些成员用炸弹在曼哈顿一幢房子里把自己炸死了，企图点燃全国起义的大火。（两个幸免于难的女人从瓦砾中蹒跚而出，焦头烂额地来到膈壁归苏珊·伯兰查德所有的豪华住宅前；她们从她那要了几件外衣，然后消逝在地铁车站里。）在几个大城市里，黑豹党发起了近乎于游击战的与警察部队的斗争。有迹象表明，非常时刻即将来临，简则生怕落在了后面，事情正在发生。
她想爬上革命之船的企图始于一月份一个大雾迷漫的早晨，她前往阿尔卡特拉兹。简在印度时从激进的杂志《壁垒》上读到了一篇介绍旧金山湾中的一个岛子的文章。文章讲到直到五十年代那儿的最安全的监狱如何被美国的部落的武装印第安人占领。她与那篇文章的作者取得了联系，请他领她去阿尔卡特拉兹；她想参与她称之为“新政治”中去。
不顾海防卫队的封锁，简乘坐一只当地的为印第安人送给养的游艇前往那个岛子。她以敬畏的心情仰首观看着风化了的石崖，上面由哪个勇敢的人用血红的字母书写着“印第安领土”的大字。见过了几个部落代表后，她发觉苏人才是斗士中的精华，是最激进的团伙。那一下午她在岛子上属于他们的那个操场角落里与他们一起抽着大麻叶，计划着游历全美国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宣传印第安人面对的问题。
对于简而言，印第安人问题是个安全的着眼点。印第安估历史上被以不可否认的方式错误地对待了。他们也受到马龙·白兰度的支持。他是简心目中的英雄之一，是直到当时好莱坞唯一的培植与新左翼一致观点的大明星。但是一九七0年的思想压制的气氛中不可能只关心一种事业。所有的事情都相互联系着。印第安人的苦难不能与其他的事情相分离——各族主义、性自由以及帝国主义——在激进分子眼里，这些事情的一部分便是美国时代的罪恶。
她拜访了阿尔卡特拉兹后，在她的马里布邻居艾里奥特·古尔德的家中的一次晚会上听说了黑豹党。在那儿她认识了舍丽·萨瑟兰德，演员唐纳德的妻子。唐纳德是电影城第一个支持黑豹党的人。在另一个次好莱坞为意大利导演米歇尔朗杰罗·安东尼奥尼举行的集会上，她认识了名为弗莱德·卡德纳的活跃分子。他参与了安东尼奥尼的一部分有关美国激进分子的影片《扎布利斯基点》的剧本的写作。卡德纳还参与了美国士兵咖啡馆运动，设立了为即将奔赴越南的士兵服务的阵地外的集会地点，同时也劝告他们转向反战。
后来几个月，卡德纲会充当多少有些象安德拉斯·沃特西纳斯在简早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些人甚至注意到这两个人之间在形体上有点想象。）作为一名坚定的斗士，卡德纳知道通往激进斗争的道路如何走，他是个有点新左翼的观点与态度的大杂家。卡德纳与简相识没多久便把她介绍给了马克·雷恩。他是个激进派的律师，几年前因为《匆忙审判》一书而颇有名气。此书是写肯尼迪遇刺的，他从那时起也成了美国士兵运动的活跃分子。元旦一过，简就安排在西雅图与雷恩会面，他正在那儿向士兵们散发反战传单。她向士兵们发表了演讲。讲话中她提到了越南；她告诉他们，她并不象鲍勃·郝帕那类支持派兵去打仗的那些演员。不久，她从发行人那里接到一个慌慌张张的电话，提醒她，她是去那里领取《马群》的学院奖的，并且，鲍勃·郝帕就是该奖的获得者，尽管他现在仍在公共关系部工作，却还保持着与运动的关系。
简决定接受伊丽沙白·威兰德作为她的周游全国的旅伴。她抵达纽约后，在法国见过与政治思想进行着笨拙的斗争的威兰德对她朋友身上的变化深感震惊。她看到简从一个享乐主义者和半瓶子醋的艺术爱好者变成了具有点发狂的献身精神的人。
其他认识简的人只是表面上被她的变化所震惊。不过对布鲁柯·海沃德来说，这都说明问题。“简不是太聪敏的人，不过她可以有一种其他那么多聪明人做不到的方式嗅出风向来，”海沃德说。“她的鼻子一直对风向很灵敏。从一开始，她的激进就很潇洒。”
她们之间的关系变冷了。简极力想把她这位童年时代的朋友拉进黑豹党的事业中来，而当布鲁柯对这帮人表示怀疑时，她就好大的不高兴。不过有一个人简是不会放过灌输她的新观点的，此人就是她的父亲。她给他讲解自己对美国特征中根深蒂固的魔鬼的想法。她甚至安排了一次与弗拉德·卡纳德的一个朋友见面。此人在越南特种部队干过，他向亨利简单地介绍了美国军队对和平居民的大屠杀。亨利听着他的这些兜售，接着，在简的期待的目光下，他说：“我不知道，除了我已经正在做的——就是为和平候选人竞选外还能做些什么。”
他的这番话在她看来就是拒绝。这给了她一个即将上演的奥德塞，一种恋母的情调：不管她在做什么，她都在把亨利的自由主义当作一种虚伪的抗拒自己冷淡性格的挑战。总而言之，她再次试图抓住他的关心。
